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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规律:从以形表意到形音表意 潘德馨 汉字改革，离不开对文字发展规律的研究。 我不是专业文字工作者，不过是一个普通退休老人。小时候，我学习汉字，后来使用汉字，也教过孩子识汉字，亲身体验了汉字的优越和缺点。我自知缺乏语言文字功底，但因深深热爱汉字，迫切希望汉字去弊存利，完善体系，变得更便于后代学习和使用，更便于向世界传播。因此，就算是一个似痴老人说梦话,我谈一点自己的想法，希望抛砖能引出玉来。 一、文字发展从以形表意到形音表意 长期以来,我国语言文字学界受西方语言文字理论的影响，流行着人类文字发展“三阶段论”：“世界文字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只有一句话：表形，表意和表音”；“文字制度的演进包括形意文字，意音文字，拼音文字三个阶段。汉字是一种意音制度的文字”；“汉字的前途必然是拼音文字”。 我对上述“三阶段”论断表示质疑。文字是因人类的社会交流需要而产生、而存在、而不断发展的。以形表意贯穿文字发展的全过程。索绪尔把世界文字分为表音和表意两种体系,我国语言文字学界把文字发展分为“表形,表意和表音”“三阶段”，这不能正确地完整地反映不同阶段文字的本质，也影响了对行用了几千年的汉字体系的正确定性。直至今日，语文学界对汉字体系还众说纷纭：有的说是“表意文字”，有的说是“音意文字”，有的说是“形意文字”， 有的说是“拼形文字”， 有的说是“词素文字”， 有的说是“语素文字”， 有的说是“音节文字” 有的说是“语素-音节文字”，还有的说是“字符+语词和音节+表意和表音”的文字等等，一直难以统一。 依我拙见，世界文字的发展规律是：从以形表意到形音表意。我们用“以形表意文字” （或称“形意文字”），可以概括与言语结合之前的各种古老文字；用“形音表意文字” （或称“形声表意文字”,但为了避免与“形声字”混淆, 以下统称“形音表意文字”）可以范围与言语结合后的世界各国文字。名称是由本身性质决定的。以上名称不但可以反映两个不同阶段文字的性质，还能表明它们目的和主要功能，以及达到表意目的的手段。人类古老文字都经历了“以形表意阶段”，而后进入“形音表意阶段”。当今世界上各种有音文字，尽管结构模式和特点有所不同，但同属于“形音表意阶段文字”。 许慎在《说文序》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为了便于说明本人的观点，我仿许慎，假设一句（还请专家指教）：“人类初作语，盖依类拟声，故谓之言，其后与文结合，声形相益，谓之词。文者为事物命名，词者，因字浸多而丰富也”。 若把许慎上述文字中的“仓颉” 理解为“人类祖先”，把“言” 理解为“言语”，我们说,早在一千九百年前，许慎就巳经对此前的文字发展过程及与言语的关系，作出了高度简要又合理的概括，而且直到今天还有其现实意义。（注：我说的语“词”，与文字的“字”对应，但不对等。汉字单音孤立。与言语单音节词对应的单个“字”，即是单字词；与言语双音节或多音节语词对应的是由两个或多个字组成的“字组”。 “字组”或是字与“单字词”的复合，或纯是“单字词”的复合词，写下来就是两个字或多个字。 人类祖先初作书时，“文者，物象之本”。“物象”是纯粹“表形”的图画，但不一定就是文字。“物象”只有到了用于相互间交流表意，并达到社会约定俗成时，这才成其为许慎所说的“文”。 原始人类在“初作书”以前漫长的年代里，虽则集群聚居，但需要和能够交流的信息还不多，内容都与身边具体的人和事物密切相关，且能发出的声音数量很少。用手势、叫声、表情等作简单交流时，多数离不开直接使用或指点“实物示意”；继而“以物代物”示意，如用兽皮兽骨代兽，用树枝、石头、结绳等替代物示意或计数；后来到了“画成其物”，用直观写实的“物象”来“代物表意”。 许慎概括说： “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 “文者”有形而“无声”，只以形表意。象形文“依类象形，随体诘诎”， 指事文“ 视而可识, 察而见意”。“文” 因其呈现的形象能引起人的联想，让人“见象思物”，因而容易流行，但书写起来很麻烦。那时候，会书“文”者少, 而且因人而异，工拙不一，“文”的形体易生讹变；后来，慢慢地逐渐趋简。在流行过程中，“文”成为约定俗成的视觉表意符号（或称“形意定符”）,体现了一种密切的形意关系。象形文、指事文的书写方法有所不同，象形程度亦有差异，而且产生流传地域不同，产生时间有先有后，保存条件有好有坏，留传时间有长有短。但凡属“文者”，都是无声的表意形符，人类用其表达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我将它们统称为“以形表意文字”，因为以形表意是它的本质属性。 索绪尔说，文字“惟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语言。不少语文学家说，文字是有声语言的派生物。事实上，以形表意的“文” 在与“言”结合之前，就已经产生并存在了。 在原始言语(我谓之“言”)形成以前漫长的岁月里，人类就能发出许多声音，但声不成“言”。在共同劳动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原始言语，是有感发声、象声拟声，继而为事物“命名”，以音表意。“言”表达了一种音意关系,是听觉表意音符，在相互交流表意过程中，成为“以音表意定符”。 听觉、视觉、触觉是人类大脑感知客观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言”和“文”是人脑对客观事物作出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反应。人类在劳动过程中，来自客观世界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等各种信息不断地刺激着人类大脑，促进人脑及其思维意识的发展。“文”是手书与目视合作而成的视觉信息符号，“言”是口说与耳听合作而成的听觉信息符号，两者原本系统不同,表达方式不同，相对独立。 “文”，为事物画象，以形表意；“言”，为事物命名，以音表意。两者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社会交往需要而产生的。“文” 形亦是事物，也需要命“名”，以方便称说。“言”与“文”属于同一个大脑的产物，两者在接受同一事物信息或表达同一事物时，必然需要沟通与协调。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这种日益迫切的需要, 自然会促进大脑“缓慢地然而一定不移地改造起来了”，生成了综合处理两者信息的机制结构，于是，以人物（或物类）之“名”称说同一人物（或物类）之“象”，以人物（或物类）之“象”代表同一人物（或物类）之“名”，从而两者之间建立一种相互联系和相互对应的可转换关系。为人物命名，为“文”立名，如荀子所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名，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正名篇》）但是，应该说，在“言”和“文”的发展过程中，“异于约”与“约定俗成”、“谓之不宜”与“谓之宜”都是不断发生的，交替变化的。 “文”与“言”结合，“文”得到声化,“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是形音结合共同表意的符号了。形音表意文字，不再限于为有形的实物画象，也为无形可象的抽象事物“设形取名”，以便称说；还“为言立象”，记录言语。原本只能依赖于手目相传的文字，现在可以同时依赖于言语进行口耳相传了。形音表意文字不但可写可阅，还可以读、可以说、可以听，可以用言语进行传授了。“字者”，因“言”之孳乳而浸多也（不知我这样理解许慎的话可否？）。文字构成书面语言。 “言”与“文”结合，“言”得到形化，“其后，与文结合，声形相益，谓之词”，言词有了字形作为依托。言词与文字形成了相互对应和相互可转换的关系。于是，原本如索绪尔所说的“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的”语言，现在同时可以依赖于文字而手目相传了。这样一变，近距离即时交流的转瞬即逝的口头语言，可以转化为有形的文字，传于异地，存于异时，不仅可说可听，还可写、可看、可读了。言语表达的信息依靠文字保存下来，就可供深入研究和系统加工了，从而使口头语言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因此,我说“词者，因字浸多而丰富也”。言词构成口头语言。 形音表意阶段的文字，是按一定法则集成了形意关系，形音关系和音意关系为一体的复杂的高级文字, 其核心仍然是表意。“形意关系” 本属于文字，是文字传承的基础；“音意关系” 本属于言语（即口头语言）；“形音关系”是文字之形与言语之音的对应关系。 文字的本质以形表意, 言语的本质以音表意,以形表意的“文”与以音表意的 “言” ,是在“表示相同意义”的前提下，相互结合在一起,因“两意同一”而“形音对应”。这样一结合，文字的本质和功能起了变化, 新阶段文字的本质是形音表意；文字在以形表意原始功能基础上，增加了以形表音新功能，即有了字音，从而又有了间接表示言语音意关系的新功能。从此以后，文字由目阅到口读，是由表意形符的视觉信息转化为表意音符的听觉信息过程；反之，言语由口说到手写，是由表意音符的听觉信息转化为表意形符的视觉信息过程。“一切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列宁：《哲学笔记》）形音对应关系是连接文字与言语的纽带。 长期来, 文字学界常把“形、音、义” 作为三个元素，分割开来进行研究。唐兰先生也说：“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严格说起来，字义是语义的一部分，字音是语音的一部分，语义和语音是应该属于语言学的”。这样一分解，文字只剩下字形了, 连它所表之“意”也属于“语义”。我认为，对于新阶段文字和言语的“义”与“音”，不能再看成“非此即彼”，而应作“ 亦此亦彼” 的理解。字义属于文字，语义属于言语，“义” 同联通，形音对应，“义”与“音”既是形音表意汉字的一部分，亦是言语的一部分，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文字由目阅到口读，是由表意形符的视觉信息转化为表意音符的听觉信息过程；反之，言语由口说到手写，是由表意音符的听觉信息转化为表意形符的视觉信息过程。“一切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列宁：《哲学笔记》） 因此，我不爱说“形、音、义”，而特别强调文字的 三种“对应关系” 与“集成法则”。“现代语言学”与“现代文字学”既应该承认言语系统与文字系统的相对独立性，也应该多多从两个不同系统的相互联系上去作探究，这才切合形音表意阶段文字的实际。 许慎说 “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形音表意汉字，不是单指形声字。许慎说:“独体为文, 合体为字”，细究起来，有问题。在由“文”到“字”的进化过程中，先前“独体的文” 除了被淘汰的以外, 大多后来先成了独体的“字”。 形音表意阶段汉字 ，源于原先“独体的文” ，声化后成为了独体的字；其后，才是不断新造出来的合体字，数量最多的自然是形声字，其次是合体会意字等。文字与言词，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相互对应，相互制约，相互补助，共同进步，形成了两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系统。形音表意文字，活力大大增强了，不断地产生新的字词，用以表示新事物、新思想、新概念，推动社会进步，表达人类日益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和各种社会信息。 文字本身是字形，后来变得越来越不“象形”了。文字本身不会直接发音，也不能直接录下语音。所以，不识字的人不论是面对汉字还是拼音文字，都不能直接“见形知意” 和“见形读音” 。我们说汉字表音表意，是因为文字具有的形意对应关系，形音对应关系，音意对应关系和集成法则，是社会约定俗成的，成了社会习惯。字形表音表意，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其顺利传承，靠的是社会约定与个人思维能力的结合。一个有生命的个体的人，一般总是在后天先依靠言语的口耳相传，习得了“以音表意”和“听音知意”的能力后，再从文字与言语的音形对应关系这一中介，经过自己“耳听、口说、眼看、手写” 的反复综合练习，才能掌握文字的以形表意能力，掌握写字能力。所以要懂得文字的各种属性、结构特点和相关规则，学会书写，其难度远远大于学说话。人面对文字，要通过大脑的思维转化活动，才能“见形读音”，“读音知意”和“见形明意”。这学习过程有一点类如于一台电脑硬件，必须安装了必要的“软件”之后，才能顺利工作。硬件要好，软件也要精良。因此，人们总是希望文字明确简约，对应有序，易学易用。 二、现代汉字和拼音文字同处于形音表意阶段 世界上进入“形音表意阶段”的文字，呈现了多种不同样式，但它们的本质属性是形音表意。最为典型的样式就是方块汉字和字母拼音文字，它们优点与缺点并存，有序与无序并存，因此，都处在不断演进和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中。 字母拼音文字突破了传统的造字构词表意模式，是在对多音节的口头语言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们把语音析分到音素（音位），用字母表示音素（音位）。字母是拼音文字的基本书写单位，以形表音，不表意义，只反映了一种形音对应关系，所以仅仅是一个“表音形符”。拼音文字只有少数几十个字母，字母按一定顺序和规则组合成单词。从理论上分析，音素字母以形表音，形音密合，写形即记音，拼音即拼形；拼写的单词意义不同，自然是异形异音，不会产生同形同音异义词，否则难于正常交流。字母文字可以“见形拼读”，或是“听音写形”，人们认读或记写单词比较方便，不需要预先硬记词形和词音。因此，文字学家把字母拼音文字称为“表音文字”，甚至把它当作文字发展的最高阶段。有人或许是单纯从记录言语的简便上考虑，认定“只有‘音素字母’才方便书写人类的任何语言。” 实际上，我们用不到去试写“任何语言”，仅仅用来书写一种汉语，可能巳难说比汉字“方便”了。字母拼音文字表音也表意，字母组合到了单词这一层面上，一个单词就是一个形音表意的整体，是有名有实的形音表意文字。 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拼音文字要不断地创造出大量新词。词意不同，由字母排列组成的词形就会不同，词音也就不同。按理说，拼音认读和记写应该不难，但是，拼音文字数量少（通常少于音素数量），又存在着相当多的不规则的情况，因此，就可能会造成拼读困难。此外，人们会拼读词音不等于就能理解词意。学习字母拼音文字并非只靠记住几十个字母就万事如意了，还要记住许多语法规则，要去记住单词的意义。面对着方方面面不断大量产生出来的由长长短短的字母串组成的陌生单词时，人们不一定感到很轻松。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拼音文字产生了前缀、后缀、词干，或是词首、词尾、词根等形音表意构词部件，正向汉字合意拼形（但汉字不拼音，字母是拼音的）造字构词的方向发展。与拼音文字对应的口头语言，强化了言语以多音节词为主体。 汉字的原始基础是象形。汉字进入形音表意阶段时，由于受到单音节为主体的言语和自身规律的影响,没有析分到音素，不改用字母拼音。前人坚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他们也许总结了转注“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和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 的有益经验和教训,创造了“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独特的形声字。形声字由形旁和声旁组成。形旁（又叫形符或义符）用来表示新字的类属意义，声旁（又叫声符或音符）用来表示新字的字音。形旁与声旁构成形音表意的形声字，代表了汉字发展的正确方向，体现了我们的祖先极高的智慧和用字造字的技巧。形符实质是“文”，或者说是进行了“弃形音关系与音意关系”处理的“字”，只作为一个表意的形符。声符实质上是“字”，如果只用来作形声字的音标，就是一个表音形符，但实际情况较为复杂，不一定只限于作音标；前人继承传统，习惯以形表意，往往在挑选声符与义符构造新形声字时，会尽可能利用声符原先约定俗成的形意关系和音意关系，力求新字“合意”与“拼形”兼顾，有理有据。所以，许多形声字又似会意字，其声符是表音兼表意的。此外，还有一些合体会意字，是由两个以上以形表意的“文” 构成；或对“字”的 “形音关系与音意关系” 作了过滤处理，这样的“字”仅作为表意形符再进行“合意拼形”，复合而成新字。合体会意字“比类合谊，以见指撝”，表意一般不难理解，但因不含表音声符，只能以整字表示字音，读音要靠硬记。 索绪尔认为，汉字体系是“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是错解。形音表意汉字，不是不表音只表意的文字， 只是表音方式不同于“拼形即拼音”的字母文字。字音是形音表意汉字的一种属性。形音表意汉字的表音方式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其构件(即声符)表示整个字音，可以按声符直读；第二种是以整字表音，硬记直读。汉字的形意关系相对稳定，形音对应关系却灵活可变，适应于不同的语言。实事求是说，现行汉字的声符表音方式，存在着不少无序现象。这是近百年来人们主张汉字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字的最小书写单位是方块汉字。以上说过，方块汉字以表意为核心，按一定法则集成了形意关系、形音关系和音义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形音表意整体，集成的信息量远高于拼音文字的字母。多数方块汉字在层次上似与拼音文字单词相当，但形音表意方式各有特点。汉字单音孤立，一个方块汉字，只代表一个音节。汉语以单音节言词和双音节言词为主体，与汉语对应，汉字写成单字词或双字词。汉字“拼形非拼音”，可按同音异义分化字形（生成同音字），用同音异形表示言语的同音异义，不必单靠增加字数（言语增加音节）来别形别音别义，词形可以简短。而拼音文字“拼形即拼音”，只能用异形异音表示异义，单词组合的音节越加越多，字母串（单词词形）越来越长。有的语言文字专家把汉字分为词与词素字。若依此分析，双字词和多字词可能是词组，或是词素字组合，或是词与词素字组合。 汉字繁殖和再生新词的能力特别强。一般有了四五千个常用汉字，就可以针对不同事物的主要特点，按表意要求挑选合适的文字，利用文字原有的约定俗成的形意、形音和音意关系，“合意拼形（但非拼音）”组成无数新词，正确表达各类新概念。因此，人们往往可以从词的结构中，反推出构词的心理过程或规律。此外，汉字构词方法变化灵活，如音译外来语中的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词，有的只是利用字的“形音关系”（作表音形符）来“依音拼形（但非拼音）”达到对应表意；也有的词如“葡萄” 、“蟋蟀” 、“参差”等，尽管写成两个方块字，但是不能拆分。唐兰先生谓之“语”。人们熟悉了四五千个常用汉字，可以用它们组成的几十万、几百万新词，表达一切复杂的思想感情，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而且一般不要预先死记硬背，阅读时大多容易判读和类推释意。 几千年来，汉字日积月累，数量达到几万。有人就夸大其词说汉字难学，一个人一辈子也识不完。其实，一个人根本就没有识完汉字的必要。每个时期日常用字一般不过五、六千，其中高频用字不过二、三千。据2006年5月国家语委公布的有关资料，“掌握1万多条词、900多个汉字，即可阅读90%左右的出版物”。一个人如果掌握了三、四千个汉字和一些构词用词知识，就能读报看书和学习作文了。 三、汉字需要整理和改革 从形音表意文字角度去思考，我越想越觉得汉字的造字构词方法和表意方式优越，同时，也越想越觉得汉字存在的一些积弊非改不可，一些创伤非治不可。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文字改革，最为突出的是在全国推广普通话和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方面，成就史无前例，影响与日俱增。这也为继续整理和改革汉字打下了可靠的基础。在整理汉字，简化常用汉字笔画和精简字数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现行汉字的最大弊病已不是笔画繁，也不是字数多，而是“声旁” 不表音或表音乱，多音字（许多“声旁”也是多音字）读音乱，形音表意有序与无序并存。因此，抓住这一要害，改革汉字是当务之急。 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要走拼音文字道路近乎成了定论，因而当时只把整理和简化汉字作为“以利目前应用”的权宜之计，缺乏作长远性和系统性考虑，做法难免欠缺。例如： 一、汉字中同音字多，给言语交流带来一些不便。但是，当年为了替文字拼音化作准备，把“同音字多”当成最大的“拦路虎”，滥用同音代替（包括去偏旁）精简同音字，如：“发（發髪）、干（乾幹）、里（里裏）、斗（斗鬥）、胡（胡鬍）、须（须鬚）、后（后後）、夸（誇）”等，削弱了表意性或易生意义混淆。又如异体字整理, 处理得好的如：“捣（擣）、玳（瑇）、螂（蜋）、钩（鉤）、躬（躳）、杆（桿）、捍（扞）”等；但处理得不好的如：“绷（繃）、珐（琺）、琅（瑯）、蚝（蠔）、栖（棲）”等，减了笔画，苦了记忆和认读。我们应该看到，汉字同音字多，正是形音表意汉字体系实行表意、表音和字形结构有序化的重要基础。我们本应该学习我们睿智的祖先，因势利导，避短扬长，努力提高汉字声旁的正确表音率，怎能轻易自挖汉字形声体系的墙脚呢？试想，如果我们为了减少同音字，把“鲸鱼” 写成“京鱼”、“蝌蚪” 写成“科斗”、“ 蜻蜓”写成“青廷 ” ， 大搞类似的“去偏旁”简化，把用高频字作声旁且表音正确、很容易认读和明义的常用形声字都精简掉，这对今人学习和使用不会带来多大好处。相反，后人从文献资料中看到这些被精简的汉字，倒会平添不少烦恼。一个文字不是一只袜子，不是一件家用电器，破了旧了可以随便处理掉。一个汉字，应用的频率越高，时间越长，范围越广，就越有保留价值；纵然被自然淘汰了，也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往往“弃之不废，死而不朽”。后人去文献库里探宝，可能还会遇到它，不得不化功夫去研究它。所以，对待使用得很久又用得很好的汉字，我们要特别谨慎，不要随意改来改去。但是，文字总是在不断演化和发展的，对于少数容易造成人们错读、错解、错用的汉字，我们还是应该思前顾后，权衡利弊，及时作出合理调整；调整越早越好。 二、如“邓deng三、鸡ji、戏xi、汉han、艰jian、叹tan、观guan、欢huan、权quan、劝qian、仅jin” 这一类简化汉字，原来声符不同，读音各异，现一律改写成“又”，笔画是减少了，但人们学习时必须要一个一个去硬记。有人称赞这是创新之举，认为汉字记号化是发展方向。我对此不大赞同。早在1949年，唐兰先生就在他的《中国文字学》一书中指出：“这一类近来颇有人提创过的手头字，是声符文字的更大一次的破坏”。 他接着还说：“我们需要声符文字，不需要记号文字”。幸好上述那类简体字数量有限，而且又都是高频用字，儿童学习后，可以通过“使用使用再使用，再见再见又再见”，不断地接触，记忆自然容易得到巩固。如果汉字大量记号化，小学生初学时，那真是苦不堪言了。应该说，有的汉字确实简化得很好，如“惊（驚）、赶（趕）、肤（膚）、粮（糧）、舰（艦）”等，既简化了笔画，又易于认读，更利于完善汉字形声体系。 三、含有同一个声旁但读音不同的一族字, 简化时没有区别对待，对其声旁搞“一刀切式”的类推简化，如：同以“长chang、chang（声旁多音）” 为声旁的“伥chang、苌chang、怅chang”；“张zhang、涨zhang、帐zhang、胀zhang、账zhang”；“枨cheng”，一律类推简化。其实，如能分别利用简、繁的“长”与“長”作“声旁”，对字族进行分化处理，这不是更好吗？唐兰先生早就说过：“我们为什么不在改革文字时，因利乘便，把旧的不容易认识的声符换掉了呢？”（《中国文字学》）。 四、对于使用同一个声旁而读音相同的一族字，简化时反而对其声旁进行异化处理，例如：“盧” 简化为 “卢” ，原从“盧” 的字，分别简化为 “颅lu、泸lu、轳lu、鲈lu” 与“芦lu、炉lu、庐lu”。为什么不考虑系统化处理呢？也有如： “練lian煉lian”简化成“练炼” ，读音不同的“揀jian”也类推简化成“拣”，读音相同的“楝lian鍊lian” 却反而保持原貌。汉字简化为什么弄得零零碎碎呢？强化系统,使识字有规律可循不是更好吗？ 五、现代汉字普通话审音和定音，尤其应该尊重和维护汉字形声体系。但事实并不尽然。如硬把“酗” 定音为“xu”，不依声旁“凶xiong” 定音，“酵”定音为“jiao”，也不依声旁“孝xiao” 定音。类如的： 钗chai（叉cha）、豺chai（才cai），窜cuan（串chuan），窥kui（规gui），岿kui（归gui）等，这些字有的与声旁是音近字，有的少有同声旁字，或同声旁字族中唯其与声旁异音，如改依声旁定音方便识读，并不难做到，为什么不可以自我解难呢？ 今天，我们反思汉字简化的不足之处，不是要否定成绩，而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汉字改革。总的说来，简体字比繁体字易学易写易用,但需要作一些合理调整。 衡量形音表意汉字的科学性，我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表意明确，这是核心；二是与言语相互对应；三是有序化；四是简约；五是传承性强。这是人类交际的需要，也是一切形音表意文字发展的方向。只要人类社会在发展，文字也要随着变化发展，永不终结。现阶段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文字形音表意已经尽善尽美，都是优点与缺点并存，有序与无序并存，都处在不断演进和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中。 近阶段汉字改革尤其要重视表意明确与“有序化”。 汉字的“有序化”包括汉字与汉语的相互对应、字形结构、文字表意系统和表音系统等四方面的“有序化”。我认为，过去，我们强调简化是文字发展的主要规律，工作偏重于精简汉字笔画与字数，却忽视了“汉字有序化”。形音表意汉字，只有在明确表意的前提下，实行“有序化”，有规律可循，才是真正的简化或简约，才能易学易用，易于传承。否则，笔画再少，形体再简，字数再减，汉字还会因无序而难学难用。 我们看到，秦朝把“书同文字”与推进汉字形声化改革紧密结合，以改革促进规范。其所谓“或颇省改”，实际是省少改多，简少繁多，从而促进了“字形结构形声化，形旁表义系统化，声旁表音有序化（我想，当时声旁读音可能是与秦时官语为标准，基本对应）”，为汉字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但因历史条件局限，改革未能彻底，留下了一些隐患，加上后代不少造字者不能自觉遵循形声规律和理据原则，造字随意，形就简易，声从方言，弊病加创伤，乱了秩序。因此，现阶段的汉字改革要抓住要害，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汉字形声体系(当然，因受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不是去搞纯形声汉字体系)。我知道，这样做会增加同音字数量，可能会遭到坚持要走拼音化道路的朋友们的强烈反对，但因受规律驱使，别无选择。 汉字的发展需遵循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规律，又要遵循其自身的特殊规律。清朝末年以来，不少人士主张废除汉字，急于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实在是太过急躁，结果反而延误了汉字改革。我相信，现在世界上不同样式的“形音表意文字”，必定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日益频繁而漫长的交往过程中，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靠近，相互取长补短，逐步孕育出未来世界共同的新文字来。但是，在此以前，我们决不该坐视汉字的缺点延长下去，应该团结一致，有所作为，努力使汉字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文字。 我很钦佩唐兰先生。我想引用唐兰先生在1949年写下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我总是觉得推翻汉字不如改革汉字。” “合理的改革，正是我们的责任。” (改于2008.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