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许，聽也。”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23页）纠其说，许从午声，而甲
文“午”象杵形，应为“舂者送杵之声也。”杨氏并引《淮南子》“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
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也就是说，“许”最初造字时之义为劝力之声。我
想，古人劳动时发出的吆喝声和今人殆无相差甚巨之理。今人之吆喝声大多为“杭育杭
育”或“海嚯嗨嚯”之类，古人应与此相类。黄侃曰：“太古人类本无语言，最初不过以
呼号感叹之声表其喜怒哀乐之情，由是而达于物。于是见水之流也，则以沓沓、泄泄之声
表之；见树木之动也，则以萧萧、索索之音表之。然则感叹之间固为语言真正根源。”(黄
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P194-5)许为中古晓母，其上古语音是个简单声母还是个复辅音声
母，值得细考。潘悟云教授《汉语历史音韵学》的构拟为复辅音*hnga’>ha’。我们设
想，如果古人在劳动时，发出的劝力之声为hnga，是否可以让人接受？ 早期汉语“所”、
“许”在某一时期至少在某种方言中是同音的，故《说文》“所，伐木声也。诗曰：伐木
所所。”又毛诗作“伐木许许”。另，汉语文献有“何许”又作“何所”。可见，曾经有
过许ｈ->ｓ-或所ｓ->ｈ-的音变，或者个中乃方音差别，即许在某方言从s-变到h-。
“所”最初也不该是个复辅音，理由是同样不合情理。
    “许所”二字的密切关系也似乎透露为何地支“午”在台语中借词会带s-的信息。俞
敏认为：“所”的本义应是处所，如《书•大诰》“天閟毖我成功所”。（《古汉语的
“所”字》）从所的字形上来判断，我们觉得拟伐木声的“所”和表处所的“所”产生时
间应该是前者早，后者可能是假借字。地支“午”应属文化词，要比“劝力之声”的
“午”（后来的“许”）晚出，表地支的午可能是假借字。地支“午”在某些台语中读
sanga，有的读成sa。可见nga和sa同样容易失去。我们可以作如下的假设：本义为杵的
“午”读音是非单音节的sanga，在不同的方言或不同的语音条件下有不同的音节弱化现
象：sanga>sa>ha 或者sanga>nga， “许”是后来在午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相对于
“午”来讲，“许”是衍生的，其读音可能代表午已经向单音节子转变了，因为它只可能
是单音节的。
    其它一些产生时代很早（造字时代）的拟声字，如《诗•大雅•生民》：“释之叟
叟。”毛传：“释，淅米也。叟叟，声也。”陆德明释文：“叟，字又作溲。”“叟”表
淘米声，早期语音拟作*sruu’，似可摹淘米之声，同根词有“筲”*sruu《篇海类编》：
“筲，竹器，筲箕也。”“叟”、“筲”通过声调变换改变意义。由此可见，早期文献所
载拟声之词应该符合自然现象，谐声时代未必就是造字时代。
肃 *su(k《广雅》：“飞也。” 《诗•唐风•鸨羽》：“肃肃鸨羽。”毛传：“肃肃，鸨羽
声也。”“肃”亦通“[肅羽]” 此乃拟挥翅之声的字。
    [齒吉] 《说文》：“齧坚声。” [齒曷] 《玉篇》：“齧物声。” [齒合] 《说
文》：“齧声也。” 早期的读音应该是qat/kap之类，这样的读音可以拟出咬啃物之声。
可见从合得声的字肯定有读塞音的那一类。这类字和原始南岛语（PAN）/原始马来-波利尼
西亚语（PMP）无疑有同源关系：PAN *kaRat *kat+kat *ket+ket bite,nibble; PMP
*keteb *ketep  bite。 晚出的字如<夾齒> 《集韵》：“噍声。”应该也是象其声而衍出
的。
    可以说，以上这些拟声词，构拟成双音节或者是带词缀音节，都不妥。
    “翬”和“许”的读音情况相类似，翬《说文》：“翬，大飞也。”《广雅•释
训》：“翬翬，飞也。”《尔雅》“鹰隼醜，共飞也翬。”舍人注：“翬翬，其飞疾羽声
也。春秋鲁公子翬、郑公孙揮，皆字羽。” 揮与翬同，翬之言揮也。《说文》：“揮，奮
也。” 翬是晓母字，晓母字上古肯定有塞音的来源，这是有众多证据的。翬从军得声，该
系列字还有晕運揮渾葷諢琿等字，也肯定带有k/g-。既然要拟“飞疾羽声”，读h-可接
受，k-就不合常理了。但是，翬在造字时代的读音并不一定是擦音型，因为它可能最早并
不是个拟声字，或许在某些方言中发生了k->h-,所以变成了拟声字。这点是翬和许之间的
不同，因为翬最早可能不读擦音，而许则必须读擦音。这是早期文献当中相当一批拟声字
所提供之信息。不能因为谐声就把“翬”的上古读音定为塞音类。
    同一谐声系列的字通常被认为有相同的词根，如果这些谐声字出现在不同的声类/韵类
里头，则可能是由于前缀/后缀/中缀的不同，但是汉语是何时从多音节转变到带词缀音
节，又何时变到单音节，这些问题似乎比较难以说清。诗经时代的汉字丁邦新先生认为是
单音节的，因为《诗经》里头的大多为四字格，由此批评了沙加尔(1999)关于古汉语词根
的构拟，而沙氏以字有轻重音之说辩驳，认为带前缀的字有重音词根，故只算一个音节
（字）。 从后世的文献材料和民族语材料看，诗经时代有复辅音的迹象。但是，如何认定
某些谐声系列的字是单音节还是带词缀的一个半音节，似乎不能光用谐声必同部的原则一
概处理，这样可能会流于粗疏，或悖于常理。

杨树达说“许”是“舂者送杵之声也”也仅仅是他的意见，古文字和《诗》、《书》除“伐
木许许”外不见得“许”都用作拟声词。况且所引《淮南子》一段又见于更早的《吕氏春秋
·审应览·淫辞》：
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謣，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
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这里用“于”声字，应该没有复辅音的痕迹了吧？当然不是认为《吕氏春秋》一定比《淮南
子》更存古。古文献流传至今有很大的可能已经被改得失去原来的面貌，许书引经多有奇
字，也不必都看成是保留先秦音韵的。
我想李方桂先生等人用谐声材料来构拟《诗经》时代的声母，也许是他们看见谐声系统的韵
母和诗韵的差别其实并不大。韵母差别不大，声母差别也应该不大。于是同样严格地处理谐
声系统的声母和韵母，来构拟《诗经》时代的上古音。
在学习过程中，我觉得这是值得信赖的。比如看见“恍惚”前后矛盾的形式，我始终相信春
秋战国还有董先生所谓的清鼻音一类声母，那么“恍惚”就不能是存古的。幸亏有《老子》
这份有许多早期版本的文献，可以大致看见东汉以前，连绵词第一个字只用“亡”声字，就
和理论不相违背了。
西汉还有两个陷阱，一是发生许多声母音变，到东汉梵汉对音反映的声母已经大大简化（可
以看俞敏先生的构拟）；二是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文献的面貌定于一尊，可是有多大存古
程度值得怀疑（更何况许慎先生是东汉中期人）。
仅以此文与阳湖君共勉之。

arhthoau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我深刻，值得我继续学习。
我在学习过程中会碰到一些问题，自己解决不了。比如说一些上古声母的构拟问题，发现
某些简单声母和复辅音声母之间的分野并不清处，和谐声理论也可能出现矛盾，我不是要
怀疑用谐声材料研究上古音的可靠性。因为谐声材料按照我们的看法要比诗韵材料还要早
一些。不同版本体现的异文材料也很重要，arhthoau先生从“恍惚”认定清鼻音的存在便
是一例。
我们无意否定谐声，但大家都承认上古汉语文献材料并不是完全同质的，其间有方言差异
（共时层次），也会有音变后的层积（历时），所以我们只能看谐声的大势。努力使上古
音的研究变得精密，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