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变异
由于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当前语言变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也引起
了很多社会语言学工作者的关注。陈章太《略论我国新时期的语言变异》指出，我国上世纪
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语言变异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新词新语大批产
生；（2）新的社会阶层方言逐渐形成；（3）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主导作用越来越
大；（4）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发生较大变异；（5）双语双方言迅速发展。陈建民《词
语色彩意义的变化与社会生活》主要探讨新时期语言变异的原因，文章指出，社会生活的变
化和某些制度的变革，往往是引起语词和词义变化的社会原因。他认为从语境变化的角度来
看，词语色彩意义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四种：（1）因上下文语境的习染而出现词语褒贬色彩
的改变；（2）社会崇尚心理的转移导致色彩义的改变；（3）同一个词的不同色彩义的交叉
变化；（4）汉语中尊卑有别。邹嘉彦、游汝杰《当代汉语新词语的多元化趋向和地区竞
争》认为当代汉语的新词语除了各地新产生的方言词语以外，大多是受外来文化影响产生的
外来词以及由这些词衍生的词语。文章通过统计总结出汉语新词语的特点：（1）新外来词
始生的多元化倾向；（2）方言词汇在不同地区之间互相渗透；（3）新词有从南向北扩散的
倾向；（4）新词的音节数目有趋简的趋势，等。周洪波《官方新词语试析》主要讨论国家
领导人和政府文件里创造和使用的新词语，分析此类新词语的来源、特点和表达手法，认为
官方新词语是语言与社会共变的一个实例。曾祥喜《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对汉语新词语
的影响》认为当代社会变迁在经济、政治、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等方面都给新词语增添了诸
多令人眩目的多变因素，使词语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1）经济发
展使经济词语在新词语中占据主导地位；（2）政治环境的不同改变了词语的政治倾向；
（3）社会心态的多样化造成了新词语语义风格多姿多彩；（4）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影响给词
语带来新的活力。汤志祥《汉语词汇的“移用”和“借用”及其深层社会意义》认为“借
用”和“移用”是汉语词语变异的重要方式。“借用”指普通话借用了不少其他民族、其他
地区（如香港和台湾）、强势方言的词语；“移用”指很多旧有的词语从一个惯用的领域被
移用到其他不同的领域上去，如：由专门领域移用到日常生活领域、跨领域不同行业之间的
词语移用等。张双庆《香港商品名称中译的语言学研究》以约5000个香港进口商品的中文译
名为研究对象，从六个方面进行了语言学的分析：（1）音译、意译或音译兼意译；（2）音
节的适用；（3）汉字的选用；（4）早期译名与近期译名；（5）不同类别商品译名的差
异；（6）从行销的角度看商品译名。
语言变异的统计分析。高海洋《北京话口语高频词使用状况分析》利用变项规则分析法统计
出常用词在使用中的社会分布特点，多元回归分析显示部分常用词和说话人的职业、性别、
文化以及年龄呈显著相关，进一步证明了口语常用词具有表现个人变异、地域变异和社会变
异的功能。彭宗平《北京话儿化词在北京地区几种报刊中使用情况的调查》通过调查分析指
出，儿化词是北京话口语的显著特征之一，儿化词在北京地区几种主要报刊上的分布情况表
明，作为主要面向北京地区受众的报刊，在选择北京话口语常用语、努力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方面有一致性表现，充分说明媒体书面语明显呈现贴近受众用语特点的倾向。王立《基于公
众语感测量的汉语构词研究》简要叙述了一次语感测量的操作程序及统计结果，并对样本内
两组切词结果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专业及地域等因素不影响汉语社团成员对词的感
知，语感测量可为汉语理论及应用研究提供客观依据。
语言变项研究。石汝杰《苏州方言中的“性别语言”问题》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汉语中所
谓性别的差异是极其微小的。苏州方言口语中的元音男性和女性之间并没有[00](倒a)和
[00](3、4号之间的舌面元音)的区别；苏州话里，男女的差别还在骂人话上有表现。邵朝阳
《澳门粤方言[ng]音节渐变研究》指出，澳门粤方言中可自成音节的[N]音节正在逐步消
失，取而代之的是[m]音节。文章通过对[ng]音节在澳门人粤方言口语中使用情况的调查统
计，认为这种音变现象的产生，除受外来语言势力的影响外，还与方言本身的使用规范有
关。吴伟雄《澳门土生粤语语音特点及其变异的原因》首先描写土生粤语的特点。土生粤语
是粤语的一种变体，源于澳门粤语，并混杂了葡语及其他广东方言；其次分析影响土生粤语
变异的几个原因，指出土生粤语受澳门过去流行的粤语及其他广东方言、葡语语音系统、粤
语工具书以及社会历史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赵丽明、于照洲、屠聪艳《网络“方言”—
—清华大学BBS语言文字调查》通过对清华大学BBS语言的调查，归纳出网络语言的一些重要
特点：（1）最大特色是大量的英文单词或短语的缩略；（2）简单的叙述语句转化成网络符
号；（3）谐音用字；（4）方言土语等。文章指出，这些颇具特色的BBS用语是一定的历史
阶段一个言语社团在语言使用上表现出来的一些变异，这种语言使用的方式在特定的言语社
团得到广泛流传，形成了“社会方言”的一种。
语言规划
语言规划在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都极为复杂的中国显得极其重要，语言政策的制定和推行都
将对社会语言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赵日新《汉语规范化问题的几点思考》指出，语言规范必
须从语言自身发展演变规律的实际出发，切忌闭门造车；规范不是行政命令，也不是法律条
文，而是预测、引导，是柔性的而不是刚性的；应该区分语言规范与文字规范；语言就是在
“规范－创新－再规范－再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汪平《当今苏州话和普通话在
苏州的消长研究》用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方法，调查和研究当今苏州话和普通话在苏州的消长
情况。总体上说是苏消普长，变化速度非常快。文章认为变化的原因有：（1）语言政策。
从幼儿园开始教普通话，可说是“釜底抽薪”；（2）社会发展速度的大大加快。文章最后
讨论如何确定今后的语言规范、语言政策的问题。梁长城、黄婉芬《两文三语：香港大学生
对语言政策的看法》针对近年来香港政府提出“两文（中、英文）三语（广州话、普通话、
英语）”的语文教育政策后出现的一些问题，如“两文三语”在香港的教育政策如何实施，
各界对这一语文政策看法如何等，探讨社会各阶层对两文三语的看法和态度，集中讨论香港
大学生的语文水平和他们对两文三语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