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在《陈垣燉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而对于已有三千年研究历史的
《诗经》研究更是如此。“如以文献为范围的考据而言，大概可以做的部分差不多都被清人
做完了，后人几乎不可能再从文献上做出超越清人的考据成绩”  。现在我们想要将《诗
经》研究推到一个历史的新层次，就要充分利用前辈学人所没有见到的方法与材料：即前人
未见的地下出土材料。
    一般说来，地下出土材料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是实物证据，诸如战国的琴瑟、汉代的
式盘、魏晋的天禄、唐代的铜尺之类。一是文字证据，如甲骨文、简牍、写本，以及石刻、
铭文、帛书、盟书、封泥、泉文等等。我们称这类为出土文献，也就是有文字可资考据的地
下出土文物。
    古代学者很早就在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中使用考古资料。例如，西汉时代的学者曾用孔
子故宅古文经来校正流传的今文经，西晋时代的学者用战国古冢竹简编纂而成的《竹书纪
年》来纠正《史记》的错误，宋代有人援用金石文字来考证经史，清代乾嘉学者戴震、马瑞
辰都曾利用金石文字来考释《诗经》。十九世纪随着甲骨文的发现，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许多
学者开始援用甲骨文来研究《诗经》。随着金石学、甲骨学的逐步进展，大量的专著与论文
相继问世，开创了《诗经》注解训诂的新局面。如林义光《诗经新义》、闻一多《诗经新
义》、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季旭升《诗经古义新证》、胡平生与韩自强《阜阳汉简
诗经研究》、陆锡兴《诗经异文研究》以及郭沫若、徐中舒、唐兰等都有大量考证性论文。
可以说，随着大量出土文献的运用，《诗经》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在继承前辈先贤
智慧的同时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前人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利用现成的出土材料作《诗经》
文句、义旨考据，而系统的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利用出土材料来全面考察、系统对照二千
年来的《诗经》训诂的研究相对较少。
    裘锡圭先生认为考古发现的古代文字资料与传世古籍的关系大体上有四种：1、二者是
同一种书的古本和今本。2、二者虽非一书但有密切的关系。或者其中一种出自另一种，或
者二者同出一源。二者仅有个别段落或文句属于这种关系的，以及二者同记一事的，可以附
入此类。3、古代文字资料可以用来阐明传世古书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
写上的错误。4、古代文字资料表现出来的用字和书写方面的习惯，可以用作校读古书的根
据。
    这四点，可以分两部分来看，前两点是说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也即出土文献为
什么可以与传世文献互相校勘。因为这些出土文献去古未远，记录了当时语言文字的真实面
貌，它们所记载保存下来的语言文字没有经过后人的传抄与窜改，作为我国古典文献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在反映语言、文字的真实性方面优于传世文献；再者，古书里保存下来的商
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的作品很贫乏。尤其是商代作品，不但数量极少，而且显然经过后人比
较大的修改，不能代表商代语言的真实面貌。古文字资料里数量很多的商代后期的甲骨文和
西周春秋时代的金文，可以补古书的不足；还有，流传下来的古书绝大多数是自古以来备受
封建士大夫们重视的典籍，而地下发现的资料品类比较杂，往往有在古书中很难看到的内
容。另一方面，由于时代久远，且受甲骨、简册等材质的限制，有许多资料没有挖掘出来，
研究者不可得而见，从这一方面讲，出土文献又需借助传世文献来印证。所以只有把出土文
献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考查研究，才能真实全面地揭示当时语言文字的真实的面貌，进
而对古代语言文字状况做出客观的、基本符合实际的判定。因此，出土文献一方面可以验证
《诗经》词义训诂的正确解释，为《诗经》词义训诂提供可靠的证据；另一方面对于一向有
争议的词义，也可以提供新的词义训诂起点，进而从众说纷纭的词义解释中求得一个正确的
共识，起到匡谬正俗的作用，其意义远非一般的辞例推勘所能比拟。
    后两点讲的是出土文献的作用。具体细分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校勘文字，补缺正讹。古文献因长期的传抄或其它方面的原因，有时出现了残缺、
错讹，利用出土文献来校勘，往往可以有效地补其残缺，正其讹误。
    2、辨识异体，考订词义。《诗经》重“耳治”的传授机制，造成了众说纷纭、异体繁
多的现象。辨识这些异体，除形体分析、辞例推勘等常见的方法外，出土文献的异文考证尤
为有效。利用出土文献的异文来考察词义，在相同的语义场中，看哪个可将文义讲通，进而
收到用已知去推断未知之效。
    3、辨证假借字。上古文字多用假借。辨识假借字除根据语音、语义推断外，出土文献
往往能提供铁证。这一点于省吾在《泽螺居诗经新证》中早作了经典论述。对于假借的情
况，暂定为以下几种：一是直接假借字，即二字是本字与借字关系，二者音同或音近。二是
间接假借字，这种假借字，二字不是以直接的相互假借的方式出现的。大约三种情况：其一
是本字的同义字，另一个是借字；或其一是本字，另一是借字的同义字。此两种必须以同义
字为其考证中介。或二字一为本字，一为借字的形讹字。形讹字与同音假借本不相涉，这种
情况的出现是因为有些字有假借字，在传抄刻印中又发生形讹，因而造成在形讹字中出现假
借字。
    4、推求语法。利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关性，可以有助于文献词法和句法问题的
解决。

燕平飞君所言极是，出土文献对了解古代语言的各方面都很重要。只是由于音韵学在古文释
读方面所存在的局限，间接影响了出土文献对经传训诂的作用。
以眼前的热门课题为例，4月出版的《上博二·周易》简2简3对应今本“需”的那个字，整
理者濮茅左先生隶定“子而”读“孺”或“子勹”存两说待考。不过好些位先生有不同意
见：
廖名春先生隶定“子勹”从“子”声，读“俟”古与“需”音义可通；
徐在国先生隶定“子夗”从“夗”声，与通“需”的“耎”古音可通；
陈爻先生认为是“乳”字异体，与“需”古音近；
杨泽生先生认为与“字”小篆相近，与“孺”古义可通；
黄锡全先生隶定“子免”读“俛”，通“俯”，“付”声古通心母，故通“需”；
季旭升先生认为众说“都不理想”，隶定“子司”读“嗣”，古通“需”；
禤健聪先生隶定“子勹”从“勹”声，古通“矛”，“矛”、“濡”古音近；
何琳仪程燕两先生隶定“子司”，“司”古通“秀”，郑玄注“需读若秀”；
李锐先生赞同“子夗”从“夗”声，指出原本“耎”今误作“需”；
陈斯鹏先生隶定“子司”从“司”声，读“嗣”通“伺”，古与读“须”的“需”义可通；
正规的释字方法就是辨认声符、写出“a字古b纽c部、x字古y纽z部，音近可通”、逐步逼近
目标。这是“大道理管小道理”，亦即“事后诸葛亮”。“a字b字古音近可通”自乾嘉以来
是太多了，音韵学却无法归纳出可靠的“a字b字古音有别绝不可通”规律。因此在地下文献
大量出土的今天，音韵学只能沦为廉价又方便的释字工具。不能怪别人滥用，要嘛就怪音韵
学仅能“证实”无法“证伪”。要不然，上面的诸说也许可以“证伪”一部分，还能对未来
更层出不穷的释读方案起筛选的作用。
倒是作为音韵顽固派的书呆子，只能在茅庐里鬼画符，排出“需”、“儒”等谐声系列，标
上*sno、*s@no之类的符号（西汉的帛书《周易》和《易之义》已使用这个声符）、推敲大
小徐“从雨而(*n@)声”的可靠性，为将来有坚实字型证据和文字演变基础的释读方案铺好
床褥。对音韵学关键的问题只有三个：它是不是形声字？如果是，声符是什么？这个声符和
“需”声有何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