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 言 研 究 和 认 知 人 类 学 [复制链接]查看:3081回复:2

语 言 研 究 和 认 知 人 类 学 —— 世纪之交的认知科学（一） 黄锦章 （本文发表于《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2-4） 1.    引言： 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它具有跨学科性质，在认知 的旗帜下，汇聚了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计算机学等各学科的精英。认 知科学的诞生，以20世纪60年代著名心理学家George Miller所发动的那场名震遐迩的 认知革命为标记。然而，认知研究的真正发祥地却并不在心理学，而在人类学和语言 学这两大领域。现代认知研究起源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Franz Boas （1858——1942）。Boas从语言和文化两方面，对墨西哥以北的印第安土著民族进行 了近二十年的考查。考查过程中，他发现语言、思维和环境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 联系，不同的民族对于他们周围的世界有不同的理解。Boas的研究开创了结构主义语 言学的重要分支——美国描写学派（Descriptive Linguistics），该学派在生成语言 学诞生之前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处于语言学主流派地位。Boas认为,不同的 语言有不同的语法范畴，在进行语言描写的时候，不应该把印欧语的语法范畴强加给 被描写的语言。该观点，长期以来，被视为语言描写的基本原则。同时，他有关文化 水平影响语言形式的观点，又先后为Edward Sapir以及Benjamin Lee Whorf所继承， 派生出人种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一派，该学派认为语言模式决定思维模式， 重点研究语言所传达的意义，以及语言意义所反映的说话人的认知方式等。 在人类学界，尽管Boas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人类学家，但他思想中的精妙部分，直到数 十年以后，即20世纪50年代，才真正引起重视。这与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的兴起有关。认知人类学着重研究文化和思维的关系。与传统人类学 相反，认知人类学认为，文化不是物质现象，而是有关物质现象的认知组织。认知人 类学家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认知过程中，人们是如何理解并组织这些物质现象从而 形成他们所感知的那个世界的？ Boas的思想为认知人类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他 被视作认知人类学的先驱。他所提出的语言描写原则，也直接转化为认知人类学的文 化描写原则，即“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范畴，不能把分析者自己的文化范畴强加 给其他民族”。 认知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以及研究主题历经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模拟 阶段，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这一阶段以民族模式的语义学研究为基本特征，在理论 和方法两方面都依赖于语言学；（2）独立阶段，从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该阶段 的特点是，逐渐摆脱对语言学的单方面依赖关系，直接从心理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引入 理论和方法，研究课题呈现多元化倾向。 2.    认知人类学形成阶段的理论与方法 2.1.    传统人类学的困境和新民族志学派 认知人类学的形成是从50年代中期耶鲁大学关于“原始人动植物分类自然知识”的研 究开始的，通常称为“自然知识学派（ethnoscience）”。认知人类学，在很多方 面，是对50年代末之前占主流地位的民族志学（ethnology）的传统方法的反叛，所 以，该学派又称为“新民族志学派”。 传统民族志学注重文化的物质或社会层面，如工艺技术、社会组织、成员角色以及巫 术、宗教、魔法和各种形式的原始信仰等。当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进入这个领域，进行 民族文化的描写工作时，发现如果对同一个点进行重复调查的话，描述结果往往前后 不一致，有时甚至有很大差异。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这些描写究竟可信度有多大？ 这场变革的触发点是Redfield和Lewis之间的争论。Redfield曾经在一个叫做 Tepoztlan的墨西哥村落做过调查，并在1930年发表了关于该村落的专题论文。数年以 后，Lewis的考察队也去那个村落考察，并于1951年发表了他们的专题论文。前后两次 考察的结果在很多方面大相径庭，无法用时间的差异来解释。 当时，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存在向自然科学靠拢的思想倾向，民族志学的田野调查工作 常常被视为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室实验。因此文化描写中出现的这个问题引起了人 类学家的普遍关注，传统民族志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成了当时争论的焦点。人们发 现，传统的民族志学存在一个致命缺陷：忽略了主观因素对分析的干扰，调查者往往 按照自己的文化模式来设计调查方案，分析调查资料。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使得整 个调查充满偏见，无法反映该民族文化的本来面貌。这一发现促成了认知人类学的诞 生[注1]。 2.2.    早期认知人类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理论上的一致性 草创之初，认知人类学的理论完全借鉴当时盛行的结构主义语言学。 首先，是关于文化本体的定义，可以说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语言定义的翻版。结构 主义语言学区分“语言”和“言语”，认为语言是一种抽象的符号系统，存在于说话 人的头脑之中。它隐藏在言语（即现实交际中所出现的话语）背后，却支配着人们的 日常言语行为。认知人类学也同样把文化视作一种抽象的模型。文化模型存在于行为 者的心灵之中，并为社会中每一个成员所共享。正如新民族志学派大师Ward Goodenough 所说，“文化是隐藏在人类行为背后的观念模式”，是“判断事物的标 准，该标准决定了人们是如何感知周围世界的，并决定了人们如何行动” [注2]。 这与传统的理解全然不同。在传统的人类学中，E.B.Tylor关于文化的经典定义是 “人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和习惯，例如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 律、习俗以及其它等等所形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转引自朱狄，1988）。核心概念 的变化反映了理论目标的转换。对认知人类学来说，简单描述所观察到的文化现象已 经远远不能满足要求，新的目标是发现隐藏在文化现象背后的认知模式。 其次，是方法论。美国描写语言学有强烈的形式主义和操作主义倾向，强调语言调查 的客观性，试图建立一套能用于语言描写的客观的“发现程序”。这一尝试起源于 Boas，他在1911年出版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的前言中，对语言描写技术作了系 统的总结。经过Bloomfield、Harris等人的发展，这一研究到50年代达到顶峰，代表 作是Harris的《结构语言学方法》（参阅冯志伟，1987）。早期的认知人类学同样带 有明显的形式主义和操作主义倾向，从一开始，他们就对田野工作的调查程序做出了 严格的规定。由于强调形式上的可验证性，所有的主观推测都被排除在外，因此，他 们的早期研究只能集中在亲属关系、动植物名称以及颜色词等相对简单的领域。尽管 这一限制引起了普遍的批评，但是，直到60年代后期，认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 Charles Frake仍然坚持这一原则。他对试图超越这些领域的研究者提出批评，认为他 们的研究事实上是搜寻“原始思维”的证据，而不是真正调查认知过程。他主张认知 人类学的研究应该与亲属关系研究的方法上的严格性相匹配，应该研究“词语所表示 的事物”，而不是对照自己的母语辞典来零零碎碎地收集“用以表达事物的词语”[注 2]。 由于注重表层形式，早期认知人类学和描写语言学在理论上的另一个共同之处，是都 强调描写对象的民族特性，如Charles Frake所说，认知人类学应该有一套操作程序， “除了研究对比组在特性上的相互联系之外，更重要的，是证明他们之间的差异” （同上）。 2.3.    早期认知人类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操作技术上的一致性 新民族志学派批评传统的描写工作把分析者自己的文化范畴强加给被分析的对象，因 此，该学派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调查者摆脱文化偏见。当时，在语言学 界人们已经注意到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密切关系。Sapir（1931）认为，“语言不仅谈论 那些在没有语言帮助下所获得的经验，而且实际上它为我们规定了经验的性质”，诸 如数、性、格、时态等范畴“不是在经验中发现的，而是强加于经验的，因为语言形 式对我们在世界中的倾向性有一种残酷的控制”（引自刘润清，1995）。新民族志学 派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一观点，把产生文化偏见的根源归结于语言。他们主张，犹如 他们的前辈Boas调查印第安文化时曾经做过的那样，通过语言分析来把握被调查民族 的文化范畴。 语言的音位分析和民族文化的成分分析是早期认知人类学最主要的两大操作技术。音 位分析技术来自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布拉格功能学派，成分分析则是人类学家在音位 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引进音位分析技术是为了清除调查者的文化偏见，音位是最小的有意义的语音单位， 通过音位分析，人类学家有可能理解被调查对象的本族语，并以此来记录他们的文 化。认知人类学之所以选择布拉格学派的音位理论，不仅因为该理论在当时的语音学 界已经确立了主流派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由于理论上的一致性。与传统的语音分析 不同，音位具有明确的系统性和民族性。在音位理论中，音位不再是一个个具体的 “声音”，而是一种心理印象，由一组区别特征组成。尽管区别特征具有生理的或物 理的属性，但是，一种生理或物理意义上的特征是否能成为音位的区别特征，却取决 于说话人的民族语音系统。例如，送气不送气在声学上显然是有区别的。但是，在汉 语中，这两种声学特征构成对立，是音位的区别特征；在英语中却不构成对立，不是 音位的区别特征。音位是一种心理上的抽象，它隐藏在现实的语音背后，却支配着说 话人对语音的理解与使用。显然，这和认知人类学的理论模式是高度和谐的。此外， 到了五十年代，音位理论已经成熟，具有一套相对完整的操作原则和操作步骤。这也 满足认知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客观性要求。 3.    认知人类学和语言学的互动发展 3.1.    文化模型和成分分析法 “文化模型（Cultural model）”又称为“民族模型（folk model）”。一般指存在 于潜意识中的关于世界的各种理解和假设的集合，为群体中每一个成员所共享。文化 模型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行为。它或隐或现地存在于人们的知 识之中，这些知识或者由经验积累而来，或者由他人传授。同时，文化模型是不断发 展的，具有可塑性。经验积累可以强化这种模型，也可以削弱甚至于改变这种模型。 建立文化模型的主要方法是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e），从技术上看，成 分分析法完全模拟布拉格学派的音位分析法，同样采用二元对立的特征矩阵，即以正 号表示具有某特征，负号表示缺乏某特征，只是把矩阵中的语音特征代换成了语义特 征。 认知人类学最早的一批经典作品都是有关亲属称谓语义域的成分分析，由于这一时期 的研究都和语义有关，所以，又称为“人种语义学（ethnographic semantics）”。 认知人类学的早期开拓者在语义分析的形式化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Ward Goodenough （1956）主张建立最基本的语义单位——“义素（sememe）”，以便于能和语言学分 析中的最小的有意义的语音单位“音位（phoneme）”相对应。他们试图弄清楚，在特 定语言里，每一个亲属称谓是由哪些语义特征组合而成的。这样，通过语义学，可以 和社会组织相联系。他们的追求目标是要创立一套客观标准，可用以分析民族文化的 语义结构，犹如语言学拥有一套标准，可用以区分“sick”和“thick”这两个英语单 词的语音结构一样。 尽管成分分析法是人类学家刻意模仿音位分析的产物，但这一模仿却富于历史意义。 因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结构主义时代，语义始终是语言研究的禁区。美国描写学派 大师Bloomfield公开声称意义不可研究：“实际上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很不全面，很难 对言语形式的意义作出正确的判断”（刘润清，1995）。继描写学派之后占据主流地 位的生成语言学继承了这一形式主义传统，Chomsky主张形式语言学应该只研究语言中 可形式化的核心部分，对意义同样采取了小心翼翼的回避态度。认知人类学这一时期 的研究正好弥补了语言学的不足，并且以他们的实践证明，语义研究同样可以采用形 式化的手段。 60年代后期，生成语言学内部分化出解释语义学（interpretive semantics）和生成 语义学（generative semantics），语言研究的这一禁区被彻底打破。当语言学家重 返语义领域时，意外地发现，认知人类学家已经在此经营得颇具规模。由于认知人类 学家的语义研究方法本来就源自语言学，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很容易为语言学家所 吸收。在解释语义学大师Jerrold Kats和Paul M.Postal合作撰写的《语言学描述的统 一理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成分分析法的影子（参阅徐烈炯，1990）。这一戏剧性 的结果是认知人类学的早期开拓者所始料不及的，几乎可以视为科学研究中种豆得瓜 的一个经典案例。 3.2.    认知人类学内部的第一次理论转型 六七十年代，是认知人类学的发展期，五十年代开始的关于文化模式的研究开始结出 了丰硕的果实。与此同时，一个理论上的转型也在悄悄开始。新一代的学者不再局限 于研究文化模型的民族差异，而是相信存在以心灵结构为基础的种种认知过程，对所 有民族普遍有效。该流派扩展了他们的研究领域，不仅仅研究思维系统的结构成分， 而且探测认知过程是如何把符号和意念连接起来的。 这次理论转型的动力同样来自语言学。50年代末，语言学界爆发“Chomsky革命”，到 60年代中期，生成语言学（generative linguistics）已经顺利地取代传统的描写学 派，成为语言学界的新的主流。生成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在理论上的主要分歧之一， 就是语言共性（language universals）问题。描写语言学强调语言的个性，认为不同 的语言是不同的系统。生成语言学则注重语言的共性，Chomsky认为，人的语言能力是 先天遗传的，具有生理基础。先天的语言能力和后天的语言经验相结合，形成现实生 活中的各种具体的语言。这种先天的语言能力可以表现为一组抽象的语法规则的集 合，具有普遍性。语言学的任务就是发现这种存在于人类大脑之中的普遍语法规则。 因此，六七十年代发生在认知人类学内部的理论转型，可以视为Chomsky革命所引发的 连锁反应。 新老两代认知人类学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差异，可以用以下案例来予以说明。 50年代中期，Harold Conklin曾经对菲律宾少数民族Hanunoo人的颜色范畴进行过研 究。他发现Hanunoo人把颜色分为两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关于颜色的一般分类，进入这 一等级的颜色都明显对立，不可能交叉重叠。该等级包括四个固定范畴：黑、白、 红、绿。对于这一等级中的各个范畴，在群体内部的看法是高度一致的。第二等级是 数百种特殊的色彩，在这个层次，某些色彩可能交叉重叠，某些色彩的归类可能引人 而异（如金色和橙色）。第二等级的色彩都可以归纳到第一等级的范畴中去。日常生 活主要使用第一等级的颜色词，只有需要特别说明的时候，才使用第二等级的语词。 Harold Conklin的这一研究，是早期认知研究的典范，该研究揭示了不同民族在认知 上的差异性。 十余年后，新一代的认知人类学家Brent Berlin和Pault Kay合作，再度对这一问题进 行研究。他们在方法上作了两点调整：（1）重点研究颜色词的中心色而不是颜色词的 分界；（2）采用当时语言类型研究的最新理论——蕴含共性理论，即如果出现特征A 就必然出现特征B，那么，特征A和特征B之间就存在蕴含关系。如果所有语言里，特征 A和特征B之间都存在蕴含关系，那么，该蕴含关系可以视为一条普遍规则，反映了语 言的共性。他们调查了一百多种语言的颜色词系统后发现，尽管各种语言的颜色词分 界不同，但是，人们对中心色的判断是一致的，存在如下蕴含模式： 白/黑——〉红——〉绿/黄——〉兰——〉褐 也就是说，任何语言，如果只有两个颜色范畴，必然是白和黑；如果有三个，第三个 范畴必然是红。如此类推，如果有七个颜色范畴，第七个范畴就是褐色。反过来，也 可以说，如果某语言存在褐色范畴，则必然同时存在排列在它前面的其他六种范畴。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关于颜色词的普遍的认知规则，我们可以用它来解释任何语言的颜 色词系统。Brent Berlin和Pault Kay的这项研究，为语言学所吸收，作为存在语言共 性的有力佐证（Bernard Comrie，1981）。 3.3.    认知人类学内部的第二次理论转型 第二次理论转型发生于七八十年代。与第一次转型相比，这次转型具有更深刻的理论 含义。新一代的人类学家不满足于单纯从语言学引进理论与方法，他们把更多的注意 力投向了心理学和其他学科。 这一转型的背景是六十年代中期爆发于心理学界的认知革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跨学 科性的认知科学。对此，Colby （1996）作了具体的叙述：热情的认知人类学家通过 认知科学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技术。从计算机科学学会了知识系统、文本理解系统以及 平行分布程序；从认知心理学学会了文本分析和叙述结构；从哲学学会了符号逻辑； 从统计学学会了多维空间换算和聚类技术。 可以说，认知科学大大丰富了认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八九十年代以后，认知人类 学的研究较多地指向知识结构（Knowledge structures）。有关知识结构的研究超越 了传统的范围，它试图把知识、信仰和各种分类系统及术语系统联系起来。这方面研 究包括舆论理论（consensus theory）、智力剧本（Mental Scripts）、图式理论 （schema theory）等。 图式理论来源于心理学连接主义学派的神经网络学说，所谓“图式”是一些经验事件 的心理模型，在潜意识中发挥作用，并为群体中每一个成员所共享。到80年代初，图 式理论已经成为理解文化心理的主要手段。新一代的认知人类学家认为，语言并不是 揭示认知结构的唯一通道。正如D'Andrade （1995）所说，借助于神经网络理论， “把图解特征群运用于复杂对象不需要任何语言学基础”。 图式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心理实体。人类学家开始把文化视作部件 （parts）而不是完整的结构。不过，现在所说的“部件”和传统的理解有所不同，不 是作为构成整体的静态单位，而是离散性的动态的认知单位，包括：特征、原型、图 式、命题等。通过对这些离散单位的分析，可以对文化做出新的解释。 智力剧本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剧本”可以理解为在特定情景中的某一场演出的若干 情节的集合。例如病人在医院的行为，或者顾客在饭店的行为等。在各个个体变异之 间存在有规律的、可预测的交流。现有剧本并不指导每一个日常行为，严格地说，它 们只是说明，在特定社会情景中，哪些行为是可以预期的或者可以接受的。 舆论理论（consensus theory）的特点是引入了统计学的方法，它并不直接测量资料 本身，而是测量被调查者与群体中其他成员相比以及和整个群体相比的相对可靠程 度。换言之，就是测定个体作为被调查对象的资格。A. Kimball Romney（1999）提出 了舆论理论的三个核心假设：（1）存在一个单一的共享聚合体——由被调查者的答复 所构成的一个连贯的域（domain）。（2）每一个调查对象的回答都是独立的，只是事 后才彼此联系起来。（3）所有项目都是相对类似地为所有被调查者所共知。舆论理论 可以消除材料分析中的偏见，并有助于揭示诸如群体内部的变异等级等范式，这在以 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略。 4. 小结 第二次理论转型给认知人类学带来的成果是丰富多样的，除了上述课题之外，认知人 类学的研究课题还包括决策模型（decision models）、话语语义学（discourse semantics）、宗教符号学（religious symbolism）、原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隐喻理论（metaphor theory）等等。这意味着认知人类学已经走出早期模 拟阶段，发展成了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学科。 然而，认知人类学和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是否从此画上了句号？事实并非如此。思维离 不开语言，认知人类学和语言学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第二次理论转型所改变的仅 仅是关系的性质，而不可能割断这种联系。如果说八十年代以前，语言学和认知人类 学之间存在着师生关系的话，那么，八十年代以后，认知人类学已经完全成熟，可以 和语言学并驾齐驱了。事实上，这两门学科合作的前景十分宽广，有很多领域是双方 共同感兴趣的。例如，认知人类学所关注的图式理论、原型理论、隐喻理论等，在八 十年代以后的语言学界，同样是热门课题。此外，舆论理论引入统计学的方法，把社 会调查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对语言调查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半个世纪以前，认 知人类学从语言学吸收了大量的理论和方法；半个世纪以后，语言学是否也同样可以 从认知人类学吸收新的理论和方法？我想，这应该是可行的。 注释 1．    参阅Jennifer Cash《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该文发 布于印第安那大学网站（ http://www.indiana.edu ），未正式出版。 2．    参阅Michael D. Murphy教授主持编写的《人类学理论（Anthropological Theories）》，该书是人类学专业学生参考教材，发布于阿拉巴马大学网站（ http://www.as.ua.edu ），未正式出版。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