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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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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2005-05-30 18:58

不要栽赃陷害，拒不认错

不要栽赃陷害，拒不认错
—评李敏生的一篇拙劣的文章
伍铁平
(100088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宅电：010—62209989)
《汉字文化》2005年第1期发表了所谓“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会长”李敏生(下文简作
“李”)的文章《坚持科学发展观，弘扬汉字文化》，毫无道理地攻击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年出版的《语言文字学辨伪集》(下文简作《辩伪集》)。他所采取的是下述6种手法：
(堦) 蓄意歪曲《辨伪集》的内容
李说：“《辨伪集》……推行的所谓‘反伪科学斗争’的基本内容是批判‘汉字优越论’，
李没有指出《辨伪集》哪一页有此内容，他无法指出，因为这纯属李的捏造。该书由40位学
者和语文工作者撰写，主要内容是批驳学术骗子徐德江(下文简作“徐”)冒充教授、研究
员、黎锦熙学生、加拿大人和伪造数据等欺骗行为(对此《辨伪集》均有详细揭露)，批驳徐
的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及他攻击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言论和他一手炮制的种种伪科学谬
论。该书没有一处说主张“汉字优越论”是伪科学。书中多处指出，任何文字，包括汉字在
内，都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是说“汉字优越”，这就包含着将汉字凌驾于其他文字之上
的大汉字沙文主义色彩，是完全错误的。李将《辩伪集》的基本内容歪曲为批判“汉字优越
论”，只字不提我们上面列举的徐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是蓄意歪曲《辨伪集》的内容，是为
了包庇徐。《汉字文化》2005年第1期竟然用12页的冗长筛幅发表徐的《浅谈文字语言—
1981年来公开发表的论文与专著中主要学术观点综述》(文题不明：综述谁的论文与专
著?)，绝大部分是《辩伪集》批判过的徐的胡言乱语，再次证明徐的所谓“论文与专著”(?
其实只有4本小册子)的伪科学性质。随便举两个例子，(1)徐再次胡说：“单独发音的辅
音，后边必有一个元音；单独发音的元音，前边必有一个辅音。”(见上引徐文第15页)《辨
伪集》中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语音学家王均教授和我国著名的俄语专家左少兴教授等已在
多处批驳了徐的这一违背语音学起码常识的谬论，指出徐严重混淆了字母的名称和字母所表
示的音素(音位)。{2}徐说：“词反映的是事物的相对独立性；语法反映的是事物的普遍联
系性。”(见上引徐文第u页)这又是违背了语言学起码常识的谬论。词是表达概念的，而不
是反映事物的。如“桌子”这个词指的并不是哪一张具体的桌子(事物)，而是表达概括了世
界上所有桌子的概念。语法反映的是语言中词的词形变化(形态学的内容)和词与词之间的关
系(句法学的内容)，而绝不是什么“事物的普遍联系”。我们真不知道《汉字文化》再一次
发表这类典型的伪科学谬论，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是想继续误导读者，干扰我国正常的语
言教学，损害语言科学的尊严，玷污我国的学术声誉吗?《辨伪集》的主要内容就是批判徐
的这些伪科学，为什么李不敢引用该书批徐的任何一句话呢?拉大旗作挡箭牌，抗拒广大学
者对徐的伪科学的批判
李说“被《辨伪集》诬陷为‘伪科学’的安子介、钱伟长、袁晓园先生投入到汉字、汉字文
化研究时均逾花甲之年。”(见上引李文第7页，下面引李文时不再注页码)李再次不注明
《辩伪集》哪一页有李所说的内容(他也无法说出)，再次表明李在蓄意捏造，以便欺骗舆
论。李在捏造时，连起码的语法和逻辑都不顾了：安、钱、袁先生是人，伪科学是现象，怎
么能将二者划等号呢?李自己也承认：“虽然(，)收集在《辨伪集》一书中某些批判安子
介、钱伟长和袁晓园等人的文章和言论并没有‘反伪科学’的字样”，但是他接着义捏造：
“《辨伪集》一书的编纂者均将其(指安、钱、袁——伍)上纲到了‘伪科学’ 的吓人高
度。”李的唯一证据是他断章取义地引用的《辨伪集》“前言”中的一段话：“判定他们是
炮制伪科学，应当是没有疑义的。收在这集子里的丈章，就是以上述标准鉴别伪科学，从而
进行学术批评的。”李不敢将这段话的前后文引出，而是掐头去尾。下面让我们看看该“前
言”中有关的全文。“前言”首先列出了5条辨伪的原则，然后说：“近几年来，语言文字
学界所进行的科学辨伪，其科学辨伪的标准，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上述几条。在汉语和汉字问
题上，有些人的做法，几乎完全合乎上述造伪的表现。判定他们是炮制伪科学，应当是没有
疑义的。收在这集子里的文章，就是以上述标准鉴别伪科学，从而进行学术批评的。这些文
章绝大部分是近几年公开发表在全国发行的报刊上，有的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
中，数百位语言学家、语言文字工作者对徐德江所散布的所谓‘理论’的批评，震动全国语
言文字学界，在集子的内容中占了较大分量。这是因为，在全国语言文字学领域，徐德江散
布的伪科学最多，影响最坏，习气最劣，消除其恶劣影响是当务之急。”只要不是别有用心
的人都可以看出，《辨伪集》的主旨就是批判徐德江的伪科学，为什么李不引出该段的全
文，只字不提徐，而要毫无根据地说：“《辨伪集》一书的编纂者首先把‘伪科学’的帽子
扣在安子介先生的头上”，说“《辨伪集》诬陷”“安子介、钱伟长、袁晓园”为“伪科
学”呢?这不是故意把水搅混，拉大旗作虎皮，用来充当抗拒对徐的批判的挡箭牌，以达到
包庇徐的目的吗?这不是盗用名人的名义来吓唬批判徐的广大学者和语文工作者吗?
李也不得不承认：“安子介、钱伟长、袁晓园先生虽然在汉字、汉字文化研究中可能有这样
或那样的不足和缺点。”我们尊敬的钱先生是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我们从未读到过他研究汉
字利汉字文化的著述。袁晓园也没有进行过什么汉字和汉字文化的研究〔１〕。安子介对汉
字的造字理据的任意解释也许可以帮助初学汉字的人识记，但从科学上说绝大部分都是错误
的〔２〕，为什么就不可以批评呢?安子介提出的“21世纪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有很大
的片面性，对此《辨伪集》中已有论文指出，不必复述。我国政府部门从来没有认可和采用
这种提法。但是《辨伪集》中哪一页曾像李文所说“将安子介先生在《汉字文化》杂志撰文
中所提出的‘21世纪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等观点和理论(?)定为‘伪科学’”(问号足我
加的，下同。——伍)了呢?说话是要负责任的。任何一位仔细通读过《辨伪集》的人都可以
发现，该：日的编纂者和40位作者是将徐的伪科学同其他人的错误观点严格地区分开米的。
《辨伪集》第24页上写得很清楚：“我国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从来没有……把学术上(的)不
同意见(包括错误意见)说成伪科学。即使是对担任徐德江控制的所谓‘北京国际汉字研究
会’副会长的申小龙的那么严重的剽窃和‘克隆’行为……大家都从来没有批评它为伪科
学，何况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我国语言文字学界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很多，但我们从来没有把
那些当作伪科学。迄今为止，语言文字学界只将徐德江的谬论称作伪科学，从来没有扩大打
击面。”由此可见，蓄意混淆错误观点和伪科学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事情，并将“安子介、钱
伟长、袁晓园先生”诬陷为“伪科学”的不是《辨伪集》，而是李敏生。李吓唬《辨伪集》
的编者和广大作者，说他们“伤害(了)安子介、袁晓园、钱伟长等一大批学者及《汉字文
化》杂志的名誉权”。其实，伤害了安、袁、钱的是李白己。李提出“名誉权”的问题，是
不是想重演徐的故伎，又要诉诸法庭?徐的诉讼早已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法院不宜
审理”，等于驳回(见拙著《语言和文化评论集》第380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
年)，李休想用“名誉权”恫吓任何人!李说《辨伪集》“伤害(了)一大批学者……的名誉
权”，但只字没有列出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怎样被伤害，这是极不负责任的挑拨离间。正确
地批评各种错误言论并不等于伤害名誉权。教育部2004年发布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学术规范(试行)》，其中第21条庄严地宣布“应大力倡导学术批评”。李却反其道而行，
要压制学术批评，对《辩伪集》的广人作者所开展的止确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学术批评横加
指责，同炮制伪科学的徐德江沆瀣一气。其实，广人读者对李的所作所为早有“领教”。读
者不妨翻阅一下李在《汉字文化》2000年第1朋第5页上承认的他为《汉字文化》“起草的多
篇‘本刊编辑部’和‘本刊评论员’的文章”(儿乎都是错误百出〔３〕，而且有不少内容
胡乱攻击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他写的《汉字哲学初探》和我严厉批评该书的文章《不要
坫污历史啡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维护语言文字科学的尊严》(刊《北方论丛》2002年第2
期)、由明智博士对该书的批评(刊《辨伪集》第362—368贞)及陈炜湛教授对李敏生等二人
合写的《昭雪汉字百年冤案》的严厉批评(收入《辨伪集》)，就可以看出李是如何地缺乏起
码的语言文字学常识。但不论是陈教授还是《辨伪集》，都没有一处像李敏生在上述拙劣的
文章中所捏造的那样，把《昭雪……》一书“定性为‘伪科学’。李这样造遥，其目的显然
是挑拨为《昭雪……》一书写过序的钱伟长先生和任继愈先生同《辩伪集》作者的关系。我
们非常尊敬他们二位先生，但他们不了解语言文字学界的情况，为《昭雪……》写序，情有
可原。不论是陈教授或《辩伪集》，没有一字批评过该序。但是李文却别有用心地说“任继
愈先生……(在)序言中……尖锐地指出，汉字拉丁化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未来发展
的”。其实，任序中根本没有谈到汉字拉丁化的问题。这又是李的捏造。
李文说《辨伪集》把钱伟长也定为“伪科学”，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大概看到
安、袁已故，没有影响力，所以故意拉钱先生作挡箭牌。其实《辨伪集》中根本一次也没有
出现过钱伟长教授的名字。李文引了《辨伪集》第87页的一段话：“那段关于汉字成为国际
性文字的话，问题最大，既不科学，也不符合事实，同时会在政治上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这段话见于《辨伪集》所收王开扬文《汉字会成为“世界字’’吗?》王文在本书所引的上
述话的前面有一段话：“中国文字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裘锡圭曾经指山”，可见王文引
的是裘锡圭的话。李别有用心地把这段话删去，把他引的裘的话栽到《辨伪集》头上，然后
下结论：“《辨伪集》一书的编纂者将‘钱伟长’上纲到了‘伪科学’的吓人高度。”裘教
授从未过问《辨伪集》的编纂。李的这种张冠李戴，对《辨伪集》任意栽赃陷害的做法不是
正人君子的行为。
李说裘教授所指山的上面那段活是“钱伟长在1991年3月由《汉字文化》所举办的‘汉字是
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这说法很不科学，《辨伪集》多处对该说法进
行了批评——伍)座谈会上的发言”。那么，让我们看看钱先生的原话是什么。根据《汉字
文化》1991年第3期所刊该座谈会上“钱伟长教授讲话”的“录音记录稿”，同上述问题有
关的儿段话是：“我本来是学数学、物理的，跟文字的确是关系不大……我对文字的确兴趣
不大。7９年……我已经开始对中国文字感兴趣了。……汉字可能是世界未来通用的文
字……我们的文字是带音也可不带音，是看图识字得出来的……英文词数有多少呢？２６个
字母，就２６万。。”从这段话可以看出：(1)李说钱教授“研究汉字、汉字文化”，不符
合事实。钱先生自己并没有说研究过汉字和汉字文化，他只是79年开始对汉字感兴趣而已。
上引话中划横线的句子充分表明钱教授根本没有研究过汉字和文字学，更别提“汉字文
化”；(2)对钱先生所说“汉字可能是世界未来通用的文字”，上引王开扬文进行了全面的
分析，指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裘、王对上述错误说法进行了摆事实、讲道理的分析，为什
么不可以呢?怎么就成了“上纲到‘伪科学’的吓人高度”呢?
此外，王开扬文注明他所引用的裘教授的话见于《汉字文化》1992年第2期所附<神奇的汉字
>专家座谈会纪要》(下文简作“纪要”——伍)。事过13年，今天看来，该《纪要》对神奇
的汉字》电视片的严厉批评、国家禁放该片的决定都仍然是十分正确的。在此我们还要对
《纪要》做一点补充：由“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即今天李担任了会长的那个所谓“研究
会”)等撰写的该片的解说词(刊《汉字文化》1992年第1期)竟4次重复“印欧(系)(拼音)文
字”这一语言文字学中根本不存在的错误概念和提法。须知印欧语只是对语言进行谱系分类
的一种假说。当今说印欧语的人使用多种文字，冈此根本不存在什么“印欧(系拼音)文
字”。该解说词中居然还出现了“丈字是书面语言”等错误的提法。这种种混淆语言和文字
的常识性错误都见于徐的所谓“著述”，在《辨伪集》中都有文章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奸在
是我国及时禁放了该片，否则真不知还要误导多少观众。
(擇) 挥舞棍棒，无限上纲
李说：“《辨伪集》编纂者公然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言文字法》之外，针锋相对地
提出实行‘汉字为第一法定文字，拼音字为第二法定文字’的‘双轨制的文字系统’并扬言
‘这是我国文字政策的正确选择’。(《辨伪集》第71页)”
李文在此再次张冠李戴、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把张志公先生说的话加以扭曲，然后栽赃到
“《辨伪集》编纂者”的头上。北京大学的苏培成教授在《辨伪集》所刊文《科学地看待汉
字——张志公先生的汉字研究》第71页上第一段的全文是这样的：“张志公先生主张实行双
轨制的文字系统。他说：‘在我国宜于实行双轨制的文字系统，即：第一，明确规定(其实
是重申)，原用的汉字要继续使用下去，根本不存在废除的问题，要经过科学的学术研究，
进一步完善它。第二，明确规定，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解决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形成
第二套文字系统，同样合法使用。两套系统既分别解决各自能够解决的问题，又互相配合，
互补各自的不足之处。’张先生在另一篇文章里说：“掌握了汉字和拼音两套工具，总比只
会一套的更聪敏些。需要用汉字我会汉字，需要用拼音我会拼音，多好!所以我曾倡导过
‘一语双文’的设想，即汉字为第一法定文字，拼音字为第二法定文字。’有的地方的学
校，大体根据这个设想搞过教学实验，效果很不错。”
苏文脚注说明了这两段话分别引自《张志公自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和张的论文
《汉字不能废，拼音不可无》(《中国教育报》1993年3月30日)，离我国2000年10月颁布、
从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下文简作《语言文字
法》——伍)相距分别为2年和7年之久。李凭什么给张先生扣上“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李文漏了—个十分重要的‘国家’二字)通用语言文字法》之外，针锋相对地提出实行‘汉
字为第一法定文字，拼音字为第二法定丈字’的‘双轨制的文字系统’”的大帽子呢?这不
是蓄意进行时间错位，对1997年便已故去的张先生栽赃吗?何况张先生在上引1998年文中只
是提“宜于实行”，在1993年文中只是提出“倡导‘一语双文’的设想”。李文却歪曲为
“实行”，这不是造谣吗?
苏培成教授的上引文章发表于1999年5月25日的《中国教育报》，离《语言文字法》的颁布
也还差着一年半之久，李文再次采用“关公战秦琼”式的时间错位的手法，诬蔑苏教授所说
的“我国文字政策上的正确选择”是“公然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之
外，针锋相对地……扬言‘这是我国文字政策上的正确选择’”，这是进行学术讨论时应该
具备的起码的诚实态度吗?何况苏教授在上引文最后—段引用了南开大学马庆株教授的话：
“反对汉语拼音，客观效果不是爱国，而是在国外将汉语置于死地，这无疑是损害我国利益
的。为了在海外拯救汉语并进而扩人其使用范围，迎接真正的汉语热的到来，应该以汉字为
正式文字，在坚持使用规范汉字的同时，认真推行拼音方案及正词法，充分发挥汉语拼音的
作用，让它与汉字相辅相成，在汉字使用不便的各种场合使用拼音。用拼音帮助海外华人学
汉语，才能在海外把汉语保存下来，汉字也才有保存下来的希望。”由此可见，苏、马两位
教授都充分肯定“以汉字为正式文字……充分发挥汉语拼音的作用”。这完全符合后来颁布
并施行的《语言文字法》第18条的精神。只有断章取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对苏文“鸡蛋里
挑骨头”，攻击它“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之外”，同该法“针锋相
对”。李文接着矛头一转，说：“《辨伪集》编纂者自立‘法定文字’及所谓‘双轨制的文
字系统’，并将这一在我国法律、法规、政策上从来不存在的东西说成是‘我国文字政策上
的正确选择’，难道是正确的吗?还有，将此奉为所谓‘反伪科学斗争’ 的指导思想和出
发点，难道是可以立得住人的吗?”姑且不论这末句话文理不通，这段话真是无中生有，对
《辨伪集》的编纂者进行栽赃陷害。任何一个不抱成见、不是别有用心的人都可以从《辨伪
集》的全书，包括该书的“前言”中看出，该书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是批判徐德江的伪
科学。李如此歪曲该书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只字不提法该书的上述宗旨，其目的就是
再次转移视线，包庇徐的伪科学。
为什么李对张志公先生、苏培成教授的文章那么恨之入骨•，横加歪曲和诬蔑呢?原来张、
苏两位教授的文章都含有李为了包庇徐的伪科学故意不引用的批判徐德江的话：“他们(指
徐德江一伙——伍)说：‘提倡双文制居心不良，就是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这是
故意丑化论敌，栽赃陷害。针对这种论调，张先生理直气壮地批评了那些自称最‘爱护’汉
字的人。张先生说：‘他们说：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就是要废除汉字，为了‘爱护’汉字，必
须反对、停用汉语拼音方案。很明显，‘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说了半天，真正的意思
就是要废除汉语拼音。我是主张用拼音的。为此，我也必须先人说一声：汉字不能废!免得
有人又来做什么文章。”’(见《辨伪集》第71页)李文只字不提《汉字文化》曾刊登过许多
文章，恶毒攻击1958年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人会第5次会议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说它足
“低能儿”、“堕落”、“低能弱智”、“非驴非马”、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
(这些言论的出处和对其批判，见《辨伪集》第23，392，407，457，466—471等页)。李现
在居然还胆敢打着维护《语言文字法》的旗号，攻击严厉批评上述言论的《辨伪集》“独立
于《语言文字法》之外”。须知该法第18条充分肯定其巨大作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正是经
1958年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人会第5次会议通过的，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张先生和苏教授在上引话中明确地批判了徐德江之流攻击我国要废除汉字的说法。《辨
伪集》所刊文《<汉字文化>“在大方向上符合语言文字法的要求”吗?》第471页上也严厉地
批判了《汉字文化》1996年第3期所刊迟之再的文章，指出他“无中生有，造谣诬蔑，说我
国‘千方百计，归于一计，推行拉拼，消灭汉字”’，该页上并指出“我国建国以来的官方
报告、文件从来没有说过要‘消灭汉字’”。为什么李对这些都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还要
挥舞棍棒，毫无根据地攻击我们“把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字，反对用汉字拉丁化取消或削弱汉
字、汉字文化的观点定为‘有罪’呢?对这种无理取闹、胡搅蛮缠的人，说老实话，我们实
在是不愿再理会了。在此还要指出，《语言文字法》第18条规定“《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
写和注音的工具”，“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育”等三项内容，《辨伪集》的许多作
者大力宣传《语言文字法》，称赞“汉语拼音方案”并批驳徐德江等人对“汉语拼音方案”
的攻击，这些绝不等于主张全面实行“汉字拉丁化”。李文蓄意将部分拉丁化和全部拉丁化
这二者加以混淆，是别有用心、欺骗舆论，以掩盖他们攻击“汉语拼音方案”的恶劣行为。
李文引了几位名人反对“汉字拉丁化”的言论后说：“我认为，所谓‘汉字拉丁化’优越论
是脱离实际、脱离中华民族大众、脱离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李所说的“汉字拉丁化”如
果是指《语言文字法》规定的使用“汉语拼音方案”(使用了拉丁字母，可说是部分地“拉
丁化”)，那是再次歪曲事实，因为《语言文字法》中根本没有一条说“汉字拉丁化优
越”；如果是指将汉字全部改为拉丁字母，那是无的放矢，故意把水搅混，因为我国自从
1986年1月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以后，官方媒体从不宣传毛泽东同志曾经主张过的汉
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民间也很少有人再宣传这一主张。《辨伪集》更
是没有一个字宣传这一主张。由此可见，李文故意含混其词，诬蔑所有批判徐德江的伪科学
的人是主张“汉字拉丁化”，其手段十分拙劣，欺骗不了任何读者!
严重的问题是《汉字文化》2005年第1期不仅发表了李敏生的上述文章，还发表了“本
刊评论员”的文章《汉字瑰宝》，该文也跟李敏生唱一样的调子，说什么：“如果照某些人
的主张，摈弃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汉字(原文如此，实际上汉字从甲骨文字算起，只有约3300
年厉史——伍)，而不顾中华民族的实际情况，去搞什么全部拉化，那绝不是进步”；“如
果不分青红皂白，连承载几千年中华文化传统精华的汉字也一起摈弃，又何说先进文化?”
前面找们已反复说明，我国从解放到现在，作为国家的政策，从来没有入主张废除汉字，从
来没有实行“全部拉丁化”，因此上述说法是无的放矢。
该评论员的文章还引了王蒙先生在“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上的讲话“为了汉字的伟
大复兴”中的两句话：“如果摈弃汉字原本的规律而不顾，一味追求拉丁字(?)的拼音，则
从根本上违背了汉字的本意(?)。”“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
(就会)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问号是我加的——伍)其实，在《汉字文化》2005年
第1期全文刊载的王蒙先生的文章“为了汉字文化的伟人复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是王蒙
先生自己感到上面引的两段话说得不妥当加以删除了呢，还是《汉字文化》评论员捏造王蒙
的话为他们张目?
李文在贬低汉语拼音方案时，同他的许多著述一样，经常不顾起码的逻辑。例如他说：“如
果要把能精确表意，全面、准确、生动地表达、记录汉语的汉字，转变成不能精确表意，
不能全面、准确、生动地表达、记录汉语的‘一语双文’及‘双轨制文字系统’的‘拼音文
字’，这是与当代信息化社会背道而驰的，那将是中华文明史、认识史的倒退。”这真是奇
谈怪论。既然是双轨制，其中就当然有居于法定地位的汉字，再加上起辅助作用的汉语拼
音，怎么就“不能精确表意，不能…—。表达、记录汉语”了呢?加上汉语拼音这一有力的
辅助二r：具，不是正好能帮助人们(特别是外族人)掌握汉字，从而更好地弘扬中华文明吗?
怎么会使中华文明史、认识史倒退呢?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不知道李是否仍使用费时费事
的偏旁部首查汉字。如果李也不得不经常使用汉语拼音方案以便快速地查检字典等各种工具
书，你是不是也在使用两种记录汉语的方法?那会使中华文明史、认识史倒退吗?
(嶰) 再次歪曲我国百年来的文字改革的历史
李文再次提及他和李涛写的错误百出的书《昭雪汉字百年冤案一一安子介汉字科学体
系》，《辨伪集》所收陈炜湛教授的文章已全面批驳了该书耸人听闻地提出的所谓“汉字百
年冤案”论。李的手法是将历史上个别人曾主张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的言论当作主流，上纲
为冤案。李对陈教授就此对他们二人进行的严厉的批评置若罔闻，重演故伎，再次重复他们
在其著述中不知批判过多少次的瞿秋白等同志1931年在海参崴召开的会议所通过的“中国汉
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李文再次歪曲历史，将这一决议称作“指导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
纲领性文件”。为此，我们不得不引用陈教授的儿段话作为对李的驳斥，以便澄清是非，免
得李欺骗舆论和读者：“新中国成立后，有哪位党政领导人说过要废除汉字?有哪位学者提
出过废除汉字?没有，一个也没有!”(《辨伪集》，第75页)即便是被二李宣判为制造汉字百
年冤案的始作俑者卢戆章也“并非想废除汉字，而是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辨伪
集》，第76页)。由此可见，李文再次为汉字喊冤，正如陈教授正确指山的，其实质是“从
根本上否定百年来(自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米)的文字改革工作”(《辨伪集》，第
77页)。
李文再次不点名地批判“一位先生”讲过的话，但既不点名(不敢?)，不加引号，也不
注出处(《汉字文化》不少文章一贯违背出版规范)。我们经过查找，发现原来李文和《汉字
文化》不断批判的话“汉字加文言，配合封建社会加官僚政治，拼音字加语体文配合工业化
社会加民主政治一一这是现代化的两个方面”是引自吕叔湘先生1946年发表于国民党统治区
的《国文杂志》的一篇文章“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见《吕叔湘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
馆，1992年)。吕先生接着说得很清楚：“中国正在从一种社会往后一种社会转变。”由此
可见，吕先生说的封建社会加官僚政治，指的是解放前的旧中国的情况。吕先生仿佛在呼唤
或预见到这一转变，因此，下划横线的这句话在政治上是有进步意义的。李等不注明吕文发
表的时间，不引我们划线的这句话，给人完全错误的印象，这是很不道德的。李文说：“这
位先生(指吕——伍)1983年3月6日重申他过去的”上述主张，李仍不说明吕先生的上引文写
于1946年。此外李也不引全吕先生对“汉字和拼音文字的比较”一文的补注：“校对时重读
这一篇，觉得如果现在来写这个题目，论点不会有大改变，但措词会两样些。”这时离1986
年我国官方媒体不再提“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还差3年，因此吕先生
没有对其观点进行大的改变，情有可原。别说1946年(那年才在美国宾州大学发明第一部全
功能的电子数字计算机)，即使到1983年，我国还没有广泛使用电脑。冈此李文和《汉字文
化》不断指责吕先生1946年说的、1983年重申的话“汉字不能机械化”，这是不顾历史的、
时间错位的攻击。李多次在《汉字文化》上著文说不能苛求前人。为什么对吕叔湘先生的话
却始终揪住不放呢?原来足因为吕先生生前坚决捍卫语言文字科学的尊严和国家的语言文字
方针政策。他担任《中国语文》主编时，拒绝发表两位现已过世的支持徐的“名人”的错误
百出的文章。他在《光明日报》曾发表一篇好文章《奇文共欣赏》(收入吕著《未晚斋语文
漫淡》第38—42贞，语文出版社，1992年)，指出：“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对语言文字
缺少常识性理解(的人)是并不少见的。这是非常不幸的事实，因为对合理的语文政策的阻挠
常常来自他们。”这句话击中了徐、李这类缺乏语言文字学常识、却要冒充内行的人的要
害，所以他们要拼命攻击吕先生。
(巐) 将徐德江的伪科学乔装打扮为学术观点
李说：“《辨伪集》编纂者……把普通语言学、俄罗斯语言学、索绪尔语言学理论、语
文教学、婴幼汉语教学中的一些不同学术观点，统统诬陷为‘伪科学’。”这又是造谣。李
不敢说明，在这些领域散布伪科学谬论的正是徐德江。李文通篇只字不敢提徐，大概是因为
徐早已声名狼藉，李不敢再打他的旗号了。《辩伪集》的许多作者对徐在上述领域散布的谬
论进行了批驳，对此李只字不敢引用。读者只要读《辨伪集》对徐的批驳，就知那绝不是什
么对“不同学术观点”的批判。我们不妨重述三件事情：(1)徐根本没有读懂索绪尔的《普
通语言学教程》，肆意歪曲，胡乱批判。这难道是什么不同的学术观点吗? (2)徐对俄语一
窍不通，居然敢就俄语信口雌黄，胡说什么俄语страна是4个音节等等，因此北京大学的资
深俄语教授左少兴在《辨伪集》第271页上指出：“徐某连大学俄语系一年级学生的水平都
不够。”(3)徐对普通语言学也是一窍不通。只要看他所说的一句话：“所谓词的不同形
态，就是构成新词(的)问题”(对其批驳见《辨伪集》第266—267页)，我们就可以知道，这
绝不是什么学术观点的不同，而是充分表明徐缺乏起码的语言学常识。
李说：“判定伪科学有其特定的标准，那就是造伪者的动机、目的、行为过程和行为结
尽都必须与造伪相连。”李攻击《辨伪集•前言》提出的辨别伪科学的5条标准，但是，他
不敢引用其中任何一条。我们不妨引用其中的第4条：“在对某些专业领域只是一知半解的
情况下，以攫取不正当的利益为直接目的，假作讨论；满篇外行话，却自我标榜发明‘某某
公式’、‘某某理论’，‘代表当代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窃用‘教授’、‘研究员’称
号，凭借金钱的力量做新闻宣传，拉个别领导、学术名人给自己添光彩，甚至不惜断章取
义，欺世盗名，蒙蔽群众——这只能是炮制伪科学的人的做法。”(见《辨伪集》“前言”
第3页，我对所引文的个别标点符号做了更改——伍)这段话就是对徐的所作所为的生动写
照。只是因为该“前言”是面向全国读者，所以把徐自我吹嘘的“徐德江公式”、‘徐德江
学说(理论)”中的“徐德江”三字改为“某某”罢了。由此可见徐的动机、日的、行为不仅
是炮制利扩散伪科学，而且败坏了我国的学风，是我国语言文字学界不正之风和学术腐败的
典型。李长期与徐同流合污，充当徐的“托儿”和“笔杆子”这一极不光彩的角色，居然还
胆敢说“我们赞同反对形形色色的伪科学，反对学术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这真是
“‘贼’喊捉‘贼’”(此处的“贼”不是用于本义，而是用于隐喻义)。
李文攻击《辨伪集•前言》提出的辨别伪科学的5条标准是“杜撰的”，这也完全不符
合事实。那5条辨伪的标准是根据国内外同伪科学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近十年徐德江的一系
列伪科学言论，他的所作所为以及我国广大语文工作者对他的揭露和批判等事实总结出来
的。上述标准的提出还参考了国内外反对伪科学的有关文献。1996年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
系副主任的杨润陆副教授(2000年晋升为教授)在该校语言理论教研室编的内部资料《语文简
讯》第2期(１９９６年8月15日出版)发表过一篇文章《伪科学者的特征和表现》，对驳斥李
的上述攻击很有现实意义，现征得杨教授的同意，公开发表如下：
“惊闻徐德江状告伍铁平教授侵犯他的名誉权，因为伍铁平写文章批评徐德江是学术骗
子。那么，徐德江到底是不是学术骗子呢?我们如何识别真科学和伪科学呢？我认为，从了
解伪科学者的某些行径入手，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这里我向大家推荐—本小册子，题
为《伪科学的时髦与荒谬》，是厦门大学乐爱国先生根据美国学者马丁•加德纳的著作编译
而成的，由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这本小册子介绍了诸如‘地球空心说’、‘魔
法探矿学’、‘李森科主义’等科技史上比较重大的伪科学的学说和事件，介绍了它们的出
笼、传播和因欺世盗名而破产的过程。书中对于我们识别伪科学最具有启发性的，是(它)揭
示了伪科学者所共有的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闭门造车，白说白话。伪科学者几乎完全
置身于科学交流之外，孤立地进行研究。他们不把他们的‘新发现’拿到公认的科学杂志上
发表，因为会遭到拒绝。他们受到同一研究领域里的几乎所有专家的冷落。因此，他们只得
自立门尸，与寥寥无几的崇拜者一起通过歪门邪道组织学会，出版书刊，以扩展自己的地
盘。第二个特征是：孤家寡人，异常狂妄。伪科学者固执己见地竭力反对那个领域里公认的
权威，即使到了山穷水尽，仍挖空心思，强词夺理。伪科学者的狂妄，大致有以下五种表
现：(1)自以为是，老子大下第一；(2)视同行为白痴，对反对自己的意见疯狂地加以反扑；
(3)把自己打扮成提出新思想的开路先锋，遭受迫害的伟大人物；(4)肆无忌惮地攻击举世公
认的大科学家和确定无疑的理论；(5)写的文章往往尽是用冷僻、甚至生造的术语，用不符
合语法习惯、读起来拗口且令人费解的句子。他们用艰涩难懂来乔装深奥，以新概念、新术
语代替新思想，故弄玄虚，欺世盗名。写到这里，我们不禁要续写出伪科学者的狂妄的第六
种表现：学术上打不赢，就打官司。不过用打官司来抵挡对手的学术批判，已经是到了穷途
末路了。”
杨教授的上述文章同《辨伪集•前言》所列的5条辨认伪科学的标准完全一致，事隔9
年，仍像一面照妖镜，维妙维肖地映射出了徐的伪科学和种种恶劣表现。李想歪曲事实，为
徐开脱，攻击公认的辨认伪科学的标准是徒劳的。杨教授还在他撰写的著作《现代汉字学通
论》中对徐德江等人的“以幼儿识字教育说明汉字易学’”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
批驳，并揭露这种错误观点对幼儿识字教育的危害，认为这些观点“都是违背科学、不负责
任的无稽之谈”；该书还对徐德江关于汉字前途、“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
优美、高雅的文字”、“汉字汉语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21世纪将是汉字汉语发挥威力
的时代”等错误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这种种说法严重违背事实，是对广大群众的
愚弄和误导，对于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有百害而无一利。徐德江等毫无根据地鼓吹‘汉字优
越’，与爱国主义毫不相于，这只能是民族沙文主义的表现。”(见《现代汉字学通论》第
111、112、233等页，北京长城出版社，2000年)。这些话至今仍是对本文本节开头所引李的
话的有力驳斥。
(屲) 制造谣言、违背逻辑、偷换命题
李文的结束语是：“近十年来中国语文学界的某些人以‘反伪科学’为名，反对的却
是 ‘弘扬汉字’，反对的却是‘汉字(我们在前面说了，实际上只有约3300年——伍)是中
华五千年文化的载体’。”这又是造谣。李文还莫须有地问道：“弘扬汉字、汉字文化，弘
扬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之‘本’(，)何罪之有?”这更是恶意进行盎惑，其目的是再次歪曲我
国语言文字学界近十年反对徐德江的伪科学的性质，以达到包庇徐的目的。李没有，也不可
能列出一条事实，证明我国语言文字学界反对伪科学界的人中有谁反对“弘扬汉字”，有谁
(包括《辨伪集》的所有作者)说“弘扬汉字有罪”。同前面我们已揭露的一样，李在造谣
时，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顾了。“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这是客观事实，就像l+1＝2
一样，怎么会有人反对呢?批判徐的伪科学的人中确有人指出“汉字文化”的提法不妥，因
为世界上使用汉字的人很多，分属不同民族，除开汉族以外，他们的文化与汉人并不相同。
这同使用拉丁字母的民族很多，并不一定有相同的文化，是一个道理。但这同“反对弘扬汉
字”有什么关系呢?
李文说：“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杜撰所谓‘公认的公理’作为判断
真理的标准，是我们与《辨伪集》编纂者的根本分歧。《辨伪集》编纂者称他们辨别‘伪科
学’标准的第一条是所谓‘公认的公理’，并称‘推翻这些公理’就是‘伪科学’，但是他
们闭口不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李做“贼”心虚，不敢引出他所攻击的《辨伪
集•前言》所列出的辨别伪科学的5条标准的第1条的原文。我们不得不引出全文：
“学术界在与伪科学斗争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初步有了分辨伪科学的谬论
与正常学术争论的一些标准。在这里，我们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以下儿条辨伪的原则，看
读者是否可以认同。．
“第一，在承认公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科学规律，进行讨论，是学术争论；不承认公
理，毫无根据地推翻人们普遍承认的公理，蓄意编造所谓‘新理论’，标新立异，贩卖私
货，是伪科学。公理是人类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无须再加以证明的命题。例如，三角形两边
之和大于第三条边，这是数学公理；父亲与亲生子有血缘关系，这是人类学、生物学的公
理；油与水不相溶，这是物理学公理；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汉字不
等于汉语，这是语言学的公理……如果企图推翻这些公理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说什
么水可以变油，汉字等于汉语……以此来建立种种谬论，这就是伪科学。”
读者只要将《辨伪集》的上面这段话同上引李文两相比较，就可以看出：
上引《辨伪集》阐述的明明是辨别伪科学的标准，李却蓄意偷换命题，说《辩伪集》
“杜撰所谓‘公认的标准’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这真是偷梁换柱。接着李又自相矛盾地
说上述第一条标准是《辨伪集》辨别伪科学的标准。李将“辨别伪科学”等同于“判断真
理”，在逻辑上和字面上无异于将“辨别”等同于“判断”，将“伪科学”等同于“真
理”，这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的亵渎。李的这种偷换命题的行为，其
目的是给《辨伪集》编纂者扣上一顶政治大帽子：“闭口不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很
明显，李又在造谣。我们怀疑李是否通读过《辨伪集》，因为该书第37页用白纸黑字写道：
“徐德江歪曲地引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作为他对抗批
评的挡箭牌。我(指伍铁平——伍)在《不要张冠李戴、断章取义、颠倒黑白》(载《福建外
语》1996年第4期)一文中已对此进行了剖析。徐德江不断把索绪尔这位‘现代语言学之父’
误称作‘语言学之父’，这难道还需要实践来检验他的错误吗?”
《辨伪集》第256—257页明确地写道：“徐不断引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处处违反了这一标准。我国广大语言学工作者和海外某些看过徐的‘著
述’的学者之所以称徐的一套谬论是伪科学，是根据徐不断重复的大量谬论，而不是根据徐
往自己脸上贴的金子，诸如名人送过条幅、给他写过信、跟他合过影等等。如果靠这些就可
以使一个人的论著‘代表当代语言文字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的话，人们就根本用不着含辛茹
苦，钻研学问了。
“此外，马克思主义者在说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这儿的实践是指广大群众
的实践。在这一点上，徐的言论刚好再次违背上述原理。708位(截至1998年10月14日)语言
文字学界的学者和教师签名发表公开声明‘语文丁作者有责任对伪科学进行揭露和批评’
(载王均主编《语文现代化论丛》第3辑，语文出版社，1997年)，指出：‘徐德江自封为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声称创建了什么‘徐德江公式’、‘徐德江学说’。在他任实际主
编的《汉字文化》上，吹捧‘他的论著代表当代汉语言文字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实际
上，他不但不具有任何正式的学术职称，而且连语言学的基本常识都开不清楚。他和他任实
际主编的刊物散布了人量错误观点，干扰了正常的学术讨论，妨碍国家语文政策的贯彻执
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对于这些严厉的批评，徐不仅不进行反思，反而歪曲引用马
克思的话，把广大学者和教师对他的上述批评统统说成是‘偏见’，他仍要‘走自己的路’
……这是对马克思的又一次亵渎。”
《辨伪集》第471—472页再次重申：
“徐德江之流经常歪曲地借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对抗广人群众对他的批判。
但他们不敢正视这儿的实践是指广大群众的实践。国内外广大学者和教师(远不止签名的708
人)通过自己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实践，很快就看清了徐德江的一套是典刑的伪科学。群众是
英雄。在判断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是非时，都必须坚持群众观点。”
够了，光引上述三段话就足以揭露李的谎言了。李以为凭着他们控制的一个私人刊物《汉
字文化》，就可以一手掩天，肆意颠倒黑白，攻击、诬蔑《辨伪集》，给它戴上许多大帽
子。但是，谎言掩盖不了铁的事实。广大群众充分肯定和称赞《辨伪集》，就是对徐、李的
响亮耳光。下面我们不妨举6个例子：(1)由新闻出版总署和《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由
后者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４年12月8日用将近整版的篇幅刊
出了李京廉博士写的书评《学术批评的意义——评<语言文字学辨伪集>》，11次点名批判了
徐德江。该文附有百岁老人、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教授在该书扉页上的题字“除伪
存真是扫除学术障碍的开路工作”的照片。该文指出：《辩伪集》有助于广大读者明辨是
非，揭露语言文字学界的伪科学，促进语言文字领域的健康发展。该书中的文章以事实说
话，以理服人，论证充分，说服力强，树立了语言文字学领域进行正确的学术批评和开展学
术打假斗争的榜样。该书提出了判断伪科学和学术争论的标准以及学风正否的标准，具有很
强的可操作性，有利于我国的学术界开展学术批评和学术打假斗争，纯净学风和文风，促进
我国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为我国其他学术研究领域进行学术批评，开展
学术打假斗争提供了良好的借鉴。”(2)《人民政协报》200,1年8月9日刊出了同作者的《学
术批评和学术打假的意义——读<语言文字学辨伪集>》。(3)上海市语委主办的《语言文字
周报》2004年10月27日刊出了徐文堪编审的书评《正确对待和评价汉字——读<语言文字学
辨伪集》。该文指出：“反对汉语拼音……其客观效果是反而阻碍汉语汉字在世界范围内的
传播，不利于充分发挥汉语汉字在世界事务中的作川。”上述三报都刊出了《辩伪集》封面
的照片。(4)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和张保生教授(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处长)主编的
《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将《辨伪集》列为“推荐阅读书目”的第2
本。(5)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79期(2004年10月)刊出了《辨伪集》的书讯，并列出了该
书部分作者王均、胡明扬、王宁、孙良明、苏培成、宗廷虎、王开扬、李逊永、伍铁平等13
位的名字。(6)《中国教育报》2005年3月27日发表了该报“语言文字版”主编潘国霖先生的
文章，称赞《辩伪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我们特意推荐”该书，“为的是揭露
和批判语言文字学界的伪科学，以将那些语言文字学界的伪科学逐出去”。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论李如何攻击《辨伪集》，也抹杀不了它在我国语言文字学界打
假的作用。李攻击《辨伪集》编纂者在该书“前言”中提出的辨别伪科学的一条原则“不承
认公理，毫无根据地推翻人们普遍承认的公理”，说它“已经被实践检验不具科学性和真理
性”，但是李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根据。《辨伪集》从2004年6月出版至今才刚刚一年，就有
上述书籍和报刊对它进行充分的肯定，只有李一篇文章反对，而且只能发表在他们一伙控制
的《汉字文化》上。孰是孰非，不是不争自明吗?
李说：“《辨伪集》编纂者所批判的这场所谓‘反伪科学斗争’的实质是‘左’的思
潮。”姑不论这句话又有严重的语病(这是李的所谓“著述”的通病)：主语是“斗争的实
质”，表语是“思潮”，不能搭配；李的上面这句话充分暴露了李一贯站在徐的立场，戴着
有色眼镜，所以把我国语言文字学界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切正确的行为都攻市为极左。我们
只要看看《辨伪集》第386—393页所列举的徐的一系列有严重政治错误的言论，诸如咒骂毛
泽东同志是“皇帝”，咒骂鲁迅是“千古罪人”，无耻地美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台湾推行
的奴化教育，否定我国在文化教育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等等｛４｝，就可以看出徐的极端
错误的政治立场。
李说，出版才一年的“《辨伪集》编纂者所推行的这场所谓‘反伪科学斗争’ ……”，这
又是歪曲事实，而且同李所说的“近十年来中国语文学界…… ‘反伪科学，，，的斗争的
说法前后矛盾。我国语言学界广大群众，包括《辨伪集》的40位作者反对徐的伪科学的斗争
进行了近十年，怎么能将这场斗争的推行者说成是《辨伪集》的编纂者呢?我国语文学界广
大‘人群众能坚持不懈地同徐德江的伪科学和严重的政治错误进行斗争，这正好说明他们是
站在正确的革命的立场，而不是什么极左。这十年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详情见《辨
伪集》所刊于全有、刘杰所写的综述)，徐、李等节节败退(详见《辨伪集》第28—29页)，
这就是历史的结论。”‘十多年来革命群众同徐德江的斗争实践证明的真理是：炮制伪科
学、从极端错误的立场”‘反对和攻击我国的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正确方针政策的徐德江之
流，绝没有好下场。
徐德江们一贯采取的恶劣手法之一就是诬蔑和攻击我国“语文学界根深蒂固的还是
‘左’的东西”。为此我们不得不引用上引拙文《不要张冠李戴、断章取义、颠倒黑白!—
—驳<汉字文化>1996年第2期“本刊评论员”的文章》中批驳上述言论的一段话，因为这段
话至今仍不失为对李的有力反驳：
“(《汉字文化》)‘评论员’说：‘对(有语病，原文如此)不同的学术观点定性为‘伪
科学’并采取‘声讨’的方法，这是违背党的双百方针的。这说明我们强调语文学界根深蒂
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在防止和克服‘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中，当前和今后主要是
防止‘左’的错误倾向的主张是符合语文界的客观实际的’。这段奇文有以下谬误：(一)上
面我们已指出，广大语言学工作者将徐德江的违背语言文字学原理的许多谬论定性为伪科
学，这是完全正确的，对伪科学进行声讨并不违背党的双百方针。凡是错误的东西都要进行
批判；对伪科学进行批判、声讨，正好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双百方针，使我国的语言文字科学
排除伪科学的干扰，健康地向前发展。我国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同徐德江的分歧不是学术观
点的分歧，而是科学真理和谬误的斗争。徐德江把他一系列谬论冒充为学术观点，意在抬高
他的身份。徐德江并未经国家任何机构评审，冒充‘研究员’、‘教授’，在《汉字文化》
上。多处印着上述头衔，这同他将其伪科学冒充为学术一样，都是在欺骗读者。对这种欺骗
行为不进行彻底揭露，不进行斗争，就会危害我国的学术事业；(二)把我国广大语文工作者
同伪科学所进行的斗争，说成是左倾，这才真是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恶劣行为。一个没有
公职，不属国家任何机构的徐德江，和由他们几个人办的私人同仁刊物，有什么资格，有什
么权利，有什么根据断言我国语文学界‘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对这种事关全国
全局的重大问题乱下结论，乱扣政治帽子，是要负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左倾’和‘右
倾’都是政治概念。《现代汉语词典》对‘左倾’的注释是‘①思想进步的；倾向革命的；
②分不清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在革命斗争中表现急躁盲动的’；对‘右倾’的注释是：
‘思想保守的；向反动势力妥协或投降的’。试问‘评论员’和徐德江，你们说语文学界有
谁‘在革命斗争中表现急躁盲动’?又有谁‘思想保守，向反动势力妥协或投降’?你们的上
述论断难道还不是典型的乱扣政治帽子的行为吗?上面我们已经指出，徐德江在《汉字文
化》上发文，肆意否定我国教育战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诬蔑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少人情，
意境贫乏’，影响我国同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这些错误观点及其流毒难道还不该加以
批评、肃清吗?”
最后，必须指出，李文不仅内容荒谬绝伦，而且表现了一种十分恶劣的学风。梁启超提出的
正确的十大学风中的第一条是：“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加以臆度者，在所必
摈。”(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方以智也谈到：“每驳定前人，必不敢以无证妄说。”
(转自梁启超《中国近300年学术史》)李文的造谣诽谤和攻击漫骂严重背离了前人的上述教
导。
结束语
我国语言学界广大群众同徐德江这个有钱、有后台的学术骗子所进行的十余年的艰苦斗
争，说到底是科学同伪科学、真理同谬误的斗争。李的连篇累牍的用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正
直的学者用泪和血写下的历史。他们为这场斗争的确付出了“血”的代价。我国国家语委的
前任副主任、最早领导这场斗争的资深教授王均先生(1922——)，为了能使我国传媒更好地
同世界接轨，为了使人能更快更好地学会汉语和汉字，为了提高国人的文化水平，弘扬中华
文化，不惜中断自己的卓有成效的普通语音学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不顾自己身患绝症和耄
耋之年，投身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和简化字的工作，却遭到徐德江一伙接
连不断的谩骂利攻击(见《辨伪集》所收尹斌庸的文章《杀气腾腾的“商榷”》)，以致在82
岁高龄时不幸中风，导致一度半身不遂，几乎失语。这是何等高尚的人格，又是何等地令人
痛楚!同王均先生一道最早积极参与打假斗争的尹斌庸先生不幸于73岁时便“带着一点遗憾
和凄凉离开了我们”。〔７〕1996年当伍铁平遭到徐德江骗子的诬告时，法学界的泰斗江平
教授亲自参与了法学界和语言学界各有10位学者参与的专家论证会。那时已开始有癌症征兆
的尹先生带病与会，满腔愤怒地痛斥徐德江的招摇撞骗行为。他和他的同志们批判学术骗子
徐德江的文章一直因个别人的压制，找不到地方公开发表。他积怨成疾，含冤故去，令人十
分痛心!一直支持这场打假斗争的陈建民教授也曾参加上述论证会，他曾在会上疾恶如仇、
激昂慷慨地高声发言，历数徐德江的“没有本钱也要做大买卖”、不懂装懂的骗子行为。
〔８〕北京大学的石安石教授不顾已经扩散的癌症，亲自旁听法院审理徐德江诬告案的开庭
会，并偕夫人到寒舍庄严地签名支持这场打假斗争。尹、陈、石三位先生都先后不幸地过早
辞世。想起这些，我们的心至今还在淌血。
车尔尼雪大斯基说过，革命不像康庄的涅瓦大道〔９〕，不会没有曲折。我们原以为出版了
《辨伪集》，用502页的巨大篇幅，全面彻底地揭露和批判徐德江的种种假冒伪劣的行为，
总该令某些被徐的花言巧语所欺骗或得到他好处的人清醒，能唤起他们的一点点学术良心，
终止徐德江之流导演的这场闹剧。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徐、李等人穷途末路，竟再次乞灵于
造谣、诬蔑、诽谤等恶劣手法，向我国语言文字学界广大群众进行挑衅。我们感到不可理解
的是，为什么这样拙劣的文章竟然得以在换了主编和社长的《汉字文化》上发表。我们呼吁
某些还有学术良知的当权者，不要再麻木不仁，无动于衷，隔岸观火，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不要再压制这场庄严的学术打假斗争，不要拒发批判伪科学的文章。须知这样做，无异
于放纵造假者继续祸害我国的语言文字科学，严重妨碍我国语言文字法的贯彻执行，是对历
史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注：
[1]《汉字文化》1996年第3期上刊登过一篇文章：《其“骂”也哀》，其中有这样一段
完全歪曲事实、自吹自擂的话：“《汉字文化》创语言文字学之一代新说。其最者，当推
袁晓园揭示汉语独特之秘，安子介解开汉字千古之谜，以及徐德江的语言文字学新探，申小
龙的文化语言学开篇等等。由此完成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文字新理论之‘四维’构架：
袁氏汉语学、安氏汉字学、申氏文化语言学、徐氏普通语言学；由此开始了人类语言文字理
论向新阶段的跨越。……．当今，中国文坛不能没有以弘扬中华汉字文化为己任的独家民间
刊物《汉字文化》；《汉字文化》则不能没有袁晓园和徐德江。……袁先生年事已高，退身
二线，徐德江为其当然传人，而这就在劫难逃了。……不错，刊因人存；但是，时势造英
雄：骂倒徐德江，自有后来人。何况公道自在人心，徐德江是骂不倒的。一骂昭天下：徐氏
盖亦出污泥而不染卓尔新秀者也。”怎么到了2005年，《汉字文化》所吹捧的建立了“袁氏
汉语学”、“揭示汉语独特之秘”的袁晓园在李笔下却又成了“研究汉字、汉字文化”的人
了呢?袁的这些研究(?)汉语、汉字、汉字文化的著述在哪儿呢?李能列举一二吗?历史不是能
让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李说：“《辨伪集》的观点……伤害了《汉字文化》杂志的名誉权。”仅从上面引的这段活
就可以看出，《汉字文化》何等狂妄无知、目空一切。在他们眼中，中国语言学界只有袁、
安、申、徐4个人。对语言文字学一窍不通的学术骗子徐竞被吹捧为“卓尔新秀”。对众所
周知的文抄公申小龙竟如此吹捧。他们的这种言论激怒了中国语言学界的广大读者。《汉字
文化》不仅发表了大量带有伪科学性质的文章和攻击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文章(《辨伪集》
中多次指出，该刊物也发表了个别真有学术价值的文章。《辨伪集》在这个问题上是将这些
文章同《汉字文化》的总体错误倾向严格区别开了的)，而且散布了一种极其恶劣的自我吹
嘘的学风。由此可见，如果要讲什么“名誉”的话，伤害了《汉字文化》名誉的，正是《汉
字文化》2004年第3期以前担任实际主编的徐德江和一贯充当徐的同伙的李敏生。
[2]安子介错误地将形声字的声旁都解释为具有他任意赋予的意义。这有时会带来严重
的后果。举个例子，有人按安子介的“理论”将“接病人”中的“接”解释为“用手牵着小
老婆”，将“病人”解释为“丙种人”。李在《汉字文化》2005年第1期上引文第7页上也不
得不承认：“安子介……在汉字……研究中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欠。”但是，读者
不会忘记，他在上引《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前言》对安的肉麻的吹捧：“他(指安一一伍)创
立的汉字科学体系富有时代精神，把传统的汉字学研究推进到现代汉字科学研究的新阶
段。”对安子介先生是不是真正的语言文字学家，究竟是由语言文字学方面的外行李敏生来
判断，还是应尊重我国广大的语言文字学专家实事求是、公正的评价?事实上，上引拙著
《语言和文化评论集》和其他学者的许多著述早已对安先生任意解释汉字字源的做法进行了
善意的批评。
[3]在《汉字文化》2000年第l期第4页李居然歪曲事实，胡说：“《汉字文化》杂志坚
定地贯彻了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语文工作的方针政策。”《辨伪集》发表了许多文章，揭露
《汉字文化》攻击我国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方针政策，是对李上述谎言的
有力批驳。 [4]苏培成教授所著《20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书海山版社，2001年)第604
页也严厉批判了上述有严重政治错误的言论。
[5]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4卷本、2068页的巨著《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由
中国语言学会该书编写组主编)收了318位海内外健在的和已故的学者，根本未收安子介和袁
晓园，更别说申小龙、徐德江。这对上引《汉字文化》所吹捧的所谓“四维构架”，无异于
痛斥。该书第1148页充分肯定了北京大学苏培成教授的两篇文章，“严肃地批评了《汉字文
化》杂志散布的反对简化字、违反国家语文政策、违反语言文字学基本原理的错误结论”；
第1414页肯定了“伍铁平从1993年起不断撰文批判语言学中的伪科学和剽窃等不良现象”；
第1310页肯定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宁教授“以鲜明的态度，反对把用个人无根据的‘联想’
对汉字形义随意解释、违背汉字总体系统的‘流俗文字学’引进基础教育与信息处理，认为
这会使全民文化素质降低，妨碍文化的传承”。历史无情。这就是对上述所谓“四维构架”
的“半盖棺论定”(申、徐还活着，所以在“盖棺”前加了“半”字)。
[6]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要严格地将徐的所作所为同广人革命群众对我国语
言文字等方面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善意批评区别开来。
[7]见干‘j!：《尹斌庸先生为什么令我尊敬》，刊《中国语言文学》2003年第2
期。 [8]他的发言后来扩充成文：“应重视语言学界的学风问题”，点名狠批了徐德
江，发表于《辨伪集》。
[9]涅瓦大道是俄国圣彼得堡市的一条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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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20 14:44

一些看法

支持伍先生的观点。语言是没有优劣之分的，但是文字是有优劣之分的。文字是表达语言
的，汉字无论在表音还是表意上都与实际语言有脱节，而且笔画繁多，构形复杂，应该
说，与其他语言的文字相比，并没有什么优越之处。这毋庸讳言。我在读博士，而且研究
的是语言文字，我并不因为自己研究的是汉字就说汉字一定好，对任何问题都应该一分为
二的进行分析。我当过十多年的小学和初中的语文老师，我知道一个学生掌握一个汉字的
形音义有多么困难。徐德江没有起码的语言学知识，竟然办一个刊物，而且有人捧场，真
是匪夷所思。支持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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