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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也谈“颚近音的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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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2006-04-05 16:03
也谈“颚近音的日化”
也谈“颚近音的日化”


朱晓农先生在其《颚近音的日化》 一文中主要讨论了京津冀地区官话中本来读[juŋ]的一
些字变读日母[ɻuŋ]的音变，对于这场音变的起因、起始时间和地点、扩散的过程和方向有
若干论断。使用词汇扩散的理论分析复杂的音变，对一些具体的字的讨论如“颙喁”受到
各种因素影响的情况，细致入微，很有启发性，我们读了受益良多。但是发现，朱先生的
考察没有包括几部记载了这一音变的明清韵书——《合并字学篇韵便览》（以下简称《便
览》）、原本《五方元音》、《韵籁》、《同音字辨》、《洪武正韵》等，而这些韵书对
于近代汉语中“颚近音的日化”问题的研究是很重要的。此外，《中原音韵》中也有一个
“颚近音日化”的例子。如果注意到这些语音史文献材料，就可以避免一些论断的偏差。
在此就教于朱先生，并请广大网友批评指正。

一、
疏漏了上述韵书，直接导致对“颚近音的日化”起始时间的判定偏晚。
朱文第2节“音变在北京话和天津话中的起始年代”中列了一个表，展示“容荣蝾榕溶镕蓉
傛瑢融瀜肜颙喁滽嵘”16个字从中古到现代的声母的变迁。共列出14种文献材料：《切
韵》（601）、《中原音韵》（1324）、《西儒耳目资》（1626）、《韵略汇通》
（1642）、《五方元音》（1727）、《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20）、《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艾氏语法》）（1857）、《清书对音》（1860 ？ ）、《语言自
迩集》（1867）、《A Pocket Dictionary （Chinese-English）and Pekinese
Syllabary》（1891）、《国音新诗韵》（1922）、《中华新韵》（1941）、《国语字典》
（1947/70）、《辞海》（1979/89）。
根据这个表的显示，《清书对音》中“容荣”二字最早变读日母。又《艾氏语法》记载当
时天津话“有些y声母字发成了r”。但是没有给出具体例子。《语言自迩集》中“容荣融
溶蓉榕镕”等更多的字出现日母异读。由此朱先生认为“yung音字于1857年之前，在天津
话中已经变为rung，北京话里出现这个音变是在1857－1867这10年间”。第7节“结语”中
也说：“音变起始年代：津冀，十九世纪上半叶或更早。北京，1857－1867年间。”
对音变起始年代的这一判定大大地偏晚了。其实曹正义先生、郭力先生的文章早就对《便
览》中反映的这一音变情况有所讨论，朱先生没有注意到。曹正义（1987）指出：“如
‘容’字，《图经》列‘如声’的‘同’韵、影母，而《合韵》除收此读外，还收入
‘稔’母，音同‘戎’。检索近代诸北音韵书，‘容’与‘戎’皆异读，而《合韵》既标
列同音，则为‘容’字音嬗变提供了断代依据。” 郭力（1994） 也指出：“根据我们的
核查，在《合并字学集韵》中，‘荣、融、容、熔、蓉、溶、颙’等字均见于通摄合口影
母如声（音[yuŋ阳平]），但其中‘荣、容’二字又见通摄合口稔母如声（音[ʐuŋ阳
平] ）。‘荣、容’均为常用字，这两个字影母、稔母两收的现象反映了在当时的北京语
音中，李荣先生所说的读[yuŋ阳平]的字已开始向[ʐuŋ阳平]音演变。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
见到的北京话语音中这种音变的最早记录。”
《合并字学集韵》（简称《合韵》），成书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作者是徐孝。《合
韵》是收在更大的一部书——《合并字学篇韵便览》中。《便览》包括《重订司马温公等
韵图经》（简称《图经》）、《四声领率谱》、《合并字学集篇》（简称《合篇》）、
《合韵》四种互相配合的书。以前人们研究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图经》上，而对《合韵》
研究较少，对于《合篇》提的更少。如果只是从整体上把握音系，那么《图经》提供的信
息是足够了。但是如果要详细了解每个字的音韵地位和异读情况，那么只记录音节代表字
的《图经》是不够的。还要看它的韵书，即《合韵》。《合韵》每个小韵的首字就是《图
经》里每个音节的代表字（徐孝称之为“领率字”），其下注反切。《合韵》收录了大量
异读，但是《合韵》不象宋代《集韵》那样，在有异读的字下面注明有几个又音。所以如
果单靠《合韵》，很难把异读情况搞清楚。就算是很费劲地大海捞针般地把一个字的各个
异读都找出来了，确定它们的关系和地位又是个问题。幸而徐孝编书时考虑周全，还编有
《合篇》。《合篇》是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书，其好处就是在有异读的字下面用直音或反
切的形式列出了所有的异读。而且根据我们初步的考察，其排列顺序一般是先列最常用的
读音，其后是僻音。所以，《合篇》是研究《合韵》必不可少的钥匙。《图经》是韵图，
《合韵》是韵书，《合篇》是字书，三者钩连配合，相辅相成，这也是我们总称《便览》
而不单提《图经》或《合韵》的原因。
《便览》声调分“平（阴平）、上、去、如（阳平）”四声。表面上有22个声母，实际上
有字之音只有19个声母。徐孝把日母叫做“稔母”。韵分13摄，其中通摄合口粗音是[u
ŋ]，通摄合口细音是[juŋ]。《合韵》“如声二同影母”小韵（即[juŋ阳平]音节），以
“容”字为首字，小字注曰：“原龙切，容忍，盛也，仪也，受也。”这一小韵还有“融
肜颙庸荣”等字以及以这些字为声旁的字。再看“如声二同稔母”小韵（即 [ɻuŋ阳平]音
节），以“戎”字为首字，如虫切，还有以“戎茸农”为声旁的字，这些字在《切韵》里
就是日母字，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小韵的末尾有“鳙慵 镛容荣荥” 7个字。明白
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些字在当时的北京话中有日母异读。《图经》记录的是明代万历年间
的北京话，这已经是定论。与之相配合的《合韵》中所收的前所未有的异读，毫无疑问就
是当时北京话新产生的读音。《合韵》重订于1602年，可见北京话里[juŋ阳平]变[ɻuŋ阳
平]的起始年代起码比朱先生所推定的“1857－1867”应该早250多年！这一音变的历史不
是仅仅150余年，而是400多年！
值得注意的是，“鳙慵 镛容荣荥”7个字是放在“如声二同稔母”小韵末尾的。而在“如
声二同影母”小韵中这些字都在前面，“容”还是这一小韵的首字，在《图经》中是领率
字（即本小韵的代表字）。《合篇》里“容”下注：“融、戎、永、远四音。”这是用直
音的形式给“容”注音。在这里“融”是[juŋ阳平]，“戎”是[ɻuŋ阳平]。“容” 的[juŋ
阳平]音排在首位，是和《图经》中的地位一致的。这样的排序说明徐孝认为“容”的零声
母音比日母音更正统，日母音是晚起的俗读。郭力先生（1987）也认为：“从《图经》和
《五方元音》等十七世纪北音韵书的情况看，在当时的北方话中，‘荣、容’等字读Ø母音
还很普遍，ʐ母音大概还不常见。”
李汝珍（1763—约1830）在《镜花缘》里也有记录。八十六回：
尧春掣了饮食双声道：“玉液，史游《急就章》：‘有液容调。’‘有液’双声，‘液
容’双声，敬秀春姐姐一杯，普席一杯。”陶秀春道：“这个‘容’字，我们读作‘戎’
字，今姐姐说液容双声，只怕错了。”春辉道：“按前人韵书，容液本归一母。若读作
‘戎’字，那是贵处土音，岂是尧春姐姐错哩。”
这说明李汝珍起码在1817年 以前也注意到这一音变了。
朱先生对天津话中这一音变的起始年代的推定也偏晚。这是因为疏漏了《韵籁》。《韵
籁》作者华长卿 ，天津人。《韵籁》现有的唯一的刊本是光绪十五年（1889）松竹斋刊
本。其撰著年代据冯志白（1988）考证当在1824-1854年之间。《韵籁》共四卷，分为五十
衍章，每一衍章代表一个声类。华长卿是采取声介合母的办法，故而有五十之多，实际上
可以归并为二十四个声母。《韵籁》的“弱衍章”音值为[ʐ]，其中有“戎绒茸”，也有
“雍邕”“融容溶榕”“庸慵傭”“拥冗勇涌甬俑蛹”“用”“阮瑞锐芮”。《韵籁》的
“月衍章”是[Ø]，其中有“荣嵘蝾莹萦永泳咏”。可见原来的[juŋ阴平]、[juŋ阳平]、
[juŋ上声]、[juŋ去声]在《韵籁》里都有很多字变读日母，只有“荣永”等字未变。
关于《韵籁》音系的性质，赵荫堂（1957）将其归入“明清等韵之北音系统”。李新魁先
生（1983）将其归入“表现明清口语标准音的等韵图”，但认为它“既反映了共同语的实
际语音，也带有某些方音的特点”。 耿振生先生（1992）将其归入“官话方言区等韵音
系”，认为其“声母系统所体现的特点与现代天津方言基本一致”。特点之一就是“古喻
母字有的归入弱母而有[ʐ]声母（如‘雍邕庸拥勇用’等）” 冯志白先生（1991）、张旭
先生（1991）也都视此为天津方音的反映。《韵籁》对“颚近音的日化”这一音变的记录
不仅比《艾氏语法》（1857）要早，而且全面详细。
还有一部《同音字辨》，作者刘维坊，字言可，号乐山山人。书序于道光二十九年
（1849）。书中列二十声母，实际为十九声母，与徐孝《等韵图经》声母相等。 书中把
“雍邕容庸荣莹拥俑蛹永用”等都列为日母字，同时兼收于影母下。此书的音系性质，李
新魁先生（1983）认为是明清时代的读书音 ，耿振生先生（1992）将其归为“‘普通音’
一类等韵音系”，“也属于官话方言一系，但是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其中的音类按北方话
中较为普遍的读音来归纳，难以把它们确定为某一地点的方音”。 书前的贾桢序说：“刘
子乐山，嗜学博古，质朴无华，工篆刻，以铁笔为业，名噪京师，所刊《印文详解》，几
于家置一编……尤精音韵，以世所流传少有善本，乃于篆刻之暇，辑为《同音字辨》一
书，音分为五，统以切韵捷径……。”书的卷首题“渤海刘维坊”。书内有《字原》一篇
说道：“而墓（今按：指仓颉墓）现在余山左青郡寿光城西二十余步。” 道光二十九年自
叙说：“坊于道光二十二年，侨居正阳门外廊房头巷。”可知他籍贯是山东寿光，书成之
时已在北京住了八年。然而他的这部《同音字辨》的音系基础却不能简单地坐实为山东话
或北京话。自叙说：“日用闲俗之等，每卷有之。恐音有偏僻，斟以《中州音韵辑
要》。”看来此书受王鵕的《中州音韵辑要》（1781）的影响较大。一般认为 “从分韵上
看，此书（《中州音韵辑要》）近于《洪武正韵》，整个韵书和《中原音韵》已有较大差
别。” 书中“容荣”等字仍是零声母。
但是刘维坊在归字、注音时又加入自己的创见。书前《凡例》说：“首一字下必注明反
切，其余不注者，皆与首字同音，而忽又注者，必有低昂。凡注反切是遵何书，上必用书
名中之要一字以名之。若用《中州音韵辑要》，上则注一‘中’字；用《经韵集字》，上
则注一‘经’字；若仍《佩文诗韵》反切，则不注矣。倘于诸书中实系不符者，坊即按韵
而更之，凡更者上必注一‘坊’字，或是或否，不与前贤相混。”比如“雍”字下注“中
纡凶切”，“中”字表示“纡凶切”这个音采自《中州音韵辑要》，说明《中州音韵辑
要》里“雍”字是零声母。而刘维坊把“雍”放在日母地位上，这是他记录的又一种口语
读音。再如“融”字下注“坊而笼切”，“坊”字表示“而笼切”是刘维坊做的音，说明
“融”的日母读音与他所参考的各种韵书都不合，这个音也是他记录的口语读音。
朱先生表中列有樊腾凤（1601-1664）著，年希尧校补的《五方元音》（1727）一书，认为
其中没有音变的迹象。可惜朱先生没有考察未经年希尧改订过的樊氏原本。原本《五方元
音》中有《俗讹字类》一篇，说：“用，于共切，雍字去声，本在云字母下，今郡人呼为
如重切，戎字去声，妄归日字母下，毫厘千里，若此之类，不可不辨。” 樊氏说的清清楚
楚，去声“用”字在当时的口语中已经读为日母字了，所以樊氏特意提出来纠正“谬
误”。年希尧改订本虽然体例上和樊氏原本差不多，但是其中还是有不少改动的。 就拿
“日”字来说，原本归日字母[ʐ]，年氏改归石字母[ʂ]。年氏改订本把《俗讹字类》这一
篇删掉了。原本《五方元音》，成书于顺治十一年与康熙三年之间（1654-1664） ，赵荫
堂（1957）归入“明清等韵之北音系统”；李新魁先生（1983）归入“表现明清口语标准
音的等韵图”；龙庄伟先生（1986）认为《五方元音》以尧山话为基础音，代表17世纪中
叶汉语北方话的语音系统。 耿振生先生（1992）归入“官话方言区等韵音系”。樊腾凤是
尧山人（今河北省隆尧县），隆尧县就在朱先生列举过的“用”字读为日母的宁晋县南约
30公里处，清代二县同属于赵州管辖。樊氏所谓的“郡人”当是赵州人的意思。可见，河
北省南部方言口语中“用”字读为日母至少也有340年的历史了。
基于以上的四种材料所建立的“颚近音的日化”的历史同朱先生所说的大不相同。我们认
为单就[jung]这个音节来说，音变起始年代，在北京话不晚于1602年，在河北省南部方言
不晚于1664年，在天津话不晚于1854年。
二、
朱先生对音变的地理顺序，声调顺序，音变的触发因素的一系列推测都可以商榷。
音变的地理顺序，朱先生以为是“冀东 ，天津，然后北京”，声调顺序，朱先生以为是
“冀东和天津先阳平，然后扩散到其他声调，北京只有阳平字受到影响”。其理由是：
“此音变在冀东规模最大，天津次之，北京最小。一般地说总是大城市方言变化快，小方
言慢一点。现在理论上变化慢的规模反而大，那么一定费时更长，所以可以假定音变在冀
东先开始。另一方面，如果天津先变，为什么传到北京的只有阳平字新音，而传到冀东的
却是什么声调的都有？这很奇怪。如果最先传到冀东的也只是阳平字，然后自己扩散到其
他声调，那么冀东的音变就要快于天津。这跟大城市变得快的前提不合。”
我们认为音变起源于北京话，然后是天津、冀东南。原本《五方元音》虽然早，但是只有
一个“用”字；《韵籁》虽然晚，但是字多，四声都有。况且从与北京的地理距离来看，
天津比隆尧近很多。所以可以推定音变对天津的影响早于冀南 ，也可以认为二者差不多同
时。天津崛起为大城市是近代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天津话没有
特殊的地位。它跟河北话一样，同受北京话的影响。十六、十七世纪之际北京话[juŋ阳平]
音节里“容荣荥”三个阳平字最先变，渐渐扩展至这个音节的全部常用字。北京话之所以
只变阳平字，是受其音韵系统制约的。北京话[ɻuŋ阴平]、[ɻuŋ去声]都没有字；[ɻuŋ上
声]仅有几个非常用字“冗氄”等，对口语而言相当于没有字。换言之，北京话口语的音韵
系统只接纳[ɻuŋ阳平]音节，其它三声都是“不合法”的。因此，只有[juŋ阳平]的字可以
变为日母字，而[juŋ阴平]、[juŋ上声]、[juŋ去声]都不可以。
也许有人会问：“慵鳙镛”今为[juŋ阴平] ，而前面列出的《合韵》里“鳙慵 镛”四个字
也变读日母，这不是[juŋ阴平]也可以变日母吗？
其实这几个字可能不是通过“腭近音日化”音变，而是通过另一种途径变为日母字的。
《洪武正韵》（1375）中最早将“慵鳙”等并入“戎”小韵。《洪武正韵》的编纂者多为
吴语区人，如宋濂即浙江金华人。吴语一个特点是禅日不分。所以“慵”等字在《洪武正
韵》里并入“戎”小韵很可能是受禅日不分的影响，而不是腭近音日化的结果。后来的韵
书如《合韵》便沿袭了《洪武正韵》的归并。
那么，天津话，冀东南方言的音韵系统和北京话差不多，为什么它们四声都发生了音变
呢？
这是因为北京话是音变的源头，它是自发地演变出来的，所以音变条件极为明确，严格的
限于阳平，原来的[juŋ阳平]全部变为[ɻuŋ阳平]，没有例外。而天津、冀东南是受北京话
的影响才开始音变的，在模仿权威方言时产生了“类推过头”的现象，把北京话里仅限于
阳平的音变推及到阴平、上声和去声。就象美国纽约的中产阶级模仿上层阶级的[-r]发
音，把上层阶级本来不带[-r]的单词也发成带[-r]的。 中国外地人初到北京模仿儿化，往
往把北京人从来不儿化的词念成儿化音。因为是受外部影响而类推，所以其规律性不象自
发的音变那样严格，会有参差和残留。这便解释了《韵籁》里少数字如“荣永”，现代老
派天津话“荣永泳咏” 、冀东诸方言也有些字读零声母而未变日母。假如音变是首先起于
冀东，传到天津，再从天津传到北京，则与下面的事实违背。事实是据《合韵》的记录
1602年前北京话“荣”字就读日母了，而《韵籁》到1854年还坚持不把“荣”字列入日
母。因此就不能说北京话“荣”的日母音是来自天津话。另一方面，冀东、天津发生音变
的四声都有，如果北京话的音变是从它们那里来的，为什么阳平变得那么彻底，而其它三
声一个字也不变？最后，朱先生所谓的“小方言影响大方言”的猜想无法解释音变动因。
为什么冀东一些小地方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优势，却能把音变扩散到首都？
音变的条件，朱先生以为“颚近音在后面钝元音的影响下，有了从锐近音变成钝近音的同
化环境”，又可表述为“[j]>[ɻ]/__[uŋ]，即[j]在[uŋ]前有变为[ɻ] 的倾向”。我们基本
同意这一观点，但是对于北京话，应当加上“阳平”这一声调制约条件。“阳平”不是促
成音变的条件，而是一个制约音变的条件。北京话口语音韵系统里[ɻuŋ]只有阳平调这一规
则使得音变只局限于[juŋ阳平]变 [ɻuŋ阳平]。“锐、睿、阮、允”等字变读日母也是这一
条件在起作用，即[j]在[u]之前，不过没有扩大到它们所属音节里的所有的字。
朱先生表12列出“阮锐瑞慵”四字在11种文献中的读音，其中《中原音韵》行“锐”字读
音空缺。其实《中原音韵》里是有“锐”字的。“锐”字在《中原音韵》里就变读为日母
了。  《中原音韵》“齐微韵去声日母”小韵共四个字：“蚋芮锐蜹”。
“锐睿”《广韵》同音，按照《汉语史稿》拟音为[jǐwεi]。《中原音韵》无“睿”字，但
“睿”后来发生了跟“锐”相同的音变。《中原音韵》齐微韵韵母有uei，没有iuei。可以
推断《广韵》的[ǐwεi]韵母变成了《中原音韵》的uei韵母。 “睿”既然在《中原音韵》
里不可能读iuei，那么应该是读ʐuei或uei，除此之外不可能读别的音了。只不过《中原音
韵》里没有收录此字而已。到后来《合韵》里“锐睿”有影母、日母两读，《语言自迩
集》里“锐睿”同样有jui4 （《自迩集》用j表示日母）、wei4两读 ，再到今天只有日母
一读，可以看出这两个字的日化音变方向是一致的。
所以如果不把眼光局限在[uŋ]韵母上，而是看到“锐”字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测，也许在
《中原音韵》（1324）的时候“颚近音的日化”就开始了，不过是首先从齐微韵开始，而
不是从东钟韵开始。这也可以证明音变最先从大都（北京）开始。
朱先生以为触发因素是Morrison字典（1820）里记录的“冗”字又音yung阳，这个音“象
是诱饵”，把原读yung阳的字如“容荣”吸引到rung阳的音节中来，然后又把阴平、上
声、去声的字陆续吸引过来。朱先生称之为“回钓式音变”。我们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
的。其一，Morrison字典（1820）时代太晚，在那之前“颚近音的日化”早就开始了。其
二，《合韵》（1602）里“容荣荥”变读日母，而“冗”字并无[juŋ阳平]这一又音。“诱
饵”不存，则“回钓”无从谈起。其三，“冗”字这样一个口语中不用的字去吸引“容
荣”口语中常用的字变化，可能性很小。
最后，朱先生对几个字的变读时间也定晚了。前面说过，“慵”在《合韵》（1602）中就
有日母异读了，“阮”日母异读也见于此书，皆早于《西儒耳目资》（1626）。“慵”的
零声母读音[juŋ]也不是到《语言自迩集》（1867）里才有，《合韵》（1602）就有了，那
时读阳平。“瑞”在徐鉴《音泭》（1816）里就读日母，而不是晚到《语言自迩集》。
又，朱先生提到“允”字今北京话有日母异读，就笔者浅闻，《语言自迩集》和《京音字
汇》（1909）记有此异读。
总之，“颚近音的日化”在《中原音韵》中已见端倪，在《便览》中扩大到东钟韵阳平的
一些字，在原本《五方元音》、《韵籁》等产生于北京周边地区的韵书中又扩大到其他三
声，反映了音变始于北京话，向津冀周边扩散的历史轨迹。
(注释部分未能贴上来，所以文中引用没有注出，请见谅）
陈宁  北京大学中文系  chenning12@sohu.co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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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rt@sohu.com defrt@sohu.com
只看楼主 2006-04-05 20:50
修改一处错误
文章倒数第二段“前面说过，“慵”在《合韵》（1602）中就有日母异读了，……“慵”
的零声母读音[juŋ]也不是到《语言自迩集》（1867）里才有，《合韵》（1602）就有了，
那时读阳平。”
“慵”读日母在《洪武正韵》已然，不待到《合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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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境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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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7477@yahoo.com.tw a37477@yahoo.com.tw
2008-05-03 10:50
請教
我一直不知北京話中文拼音ong用嚴謹式國際音標該怎寫，我原來猜ong是[oʊŋ]或[ouŋ]，但汕頭市人王思先生曰：粵語、客家話和北京語里都是呈母音低化的[ʊŋ]，粵語、客家話和所有官話，通攝鼻音韻腹都是單母音 ʊ，我不認爲中間有複化的迹象。比方：“東”字，粵語、客家話和所有官話的韻母都是一樣的。或許如果考慮到極其細緻，廣州應該比北京開口更小、發音位更靠前，不過一般的國際音標兼顧不了這樣的差異範圍，可認爲兩者相等。
四川話專家兼嚴州壽昌話專家cqdanielzh(四川省重慶市合川區人)答覆我：「四川省川渝話通攝字的元音與北京普通話是一樣的，用漢語拼音來表達都是ong。」
以漢字「同」來分析，廣東話的國際音標是thʊŋ2，在發音時，感覺普通話的「同」比廣東話口型要大一點。四川口音把「窮」字都讀成ʨhoŋ2，有四川人感覺ong是[oŋ]而不是[uŋ]，iong像是[ioŋ]，而不是[yŋ]。
网友「白狄」(母語是晉語張呼片)：普通話審音的時候可能是[oŋ]，但北京話實際上確實更接近[oʊŋ]或[ouŋ]。晉語大部都是明顯的[uŋ]，而北京其實受晉語影響，儘管調值和晉語差異巨大，但辭匯上有相當數量的晉語詞匯，並且明清兩朝晉商在京城有相當的影響力，足見晉語在北京話里或多或少留下了痕迹。從這個角度來看，北京話老派即便讀[uŋ]亦可能，而中新派可能更接近[oʊŋ]或[ouŋ]，中文拼音iong是[-ioʊŋ]、[-iouŋ]或[yoʊŋ]、[youŋ]。
网友「少数民族学汉语」：我理解是這樣的，成渝話內部也是有區別的，以“同”爲例，重慶話開口略大，母音靠後，成都話開口略小，母音靠前，但是這種差別就聽感上來說，不能區分爲不同音位，似乎是“風格”不同。
其次，以成渝話和北京話作比較：“同”的韻母是不一樣的，成渝話是oŋ，北京話是uŋ；“窮”的韻母，成渝話還是oŋ(不是ioŋ，沒有介音)，北京話是yŋ或者yuŋ。換句話說，如果用成渝話的母音說普通話，北京人一下就能聽出有口音。這也是爲什麽我在外地一聽有些人說普通話，就知道他是成渝的，雖然他們說的普通話還不錯。
另外老派成都話中「瓊，窘，榮，永」等字的韻母是yn，新派受普通話影響，才改說oŋ。我在北京的體驗是北京話中，拼音ong對應的就是uŋ；拼音iong對應的就是yŋ，雖然有人的口音是介於yŋ和yuŋ之間。

楊境韜iunn5@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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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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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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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xzhu@ust.hk hmxzhu@ust.hk
2008-05-04 01:28
陈文发表了没有？
陈文发表了没有？哪位先生知道，请告知。我可以答复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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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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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05 11:13
陈文已发表于《汉语史学报》第六辑，上海教育2006年
陈文已发表于《汉语史学报》第六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183-8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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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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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better@tom.com goodbetter@tom.com
2008-10-01 20:38
李登的《书文音义便考私编》阮音软
李登的《书文音义便考私编》已经提到阮音软。
见《南大语言学》第三编《李登与明末南京方音——读〈书文音义便考私编〉》（忌浮）。
李登的《书文音义便考私编》成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忌浮认为该书反映的是明末南京音（叶宝奎则认为既非南音又非北音。。。）



hill 最后编辑于 2008-10-01 20:53:5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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