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声训及其相关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
郭杰
摘要：本文结合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论述了同源词之间的关系、复合词与其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并深入挖掘了以上两种关系的相似性。最终以此来判定传统训诂学中所采用的声训释义方法是不是可取。这将有助于我们继承和吸收我国小学时期有价值的语言研究理论和方法。
关键词：声训 任意性 理据性 初创符号 后起符号
1、引语
在中国传统训诂学中，有一种探求意义的方法叫做声训。所谓声训就是以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字义，如：“羊，祥也”。这种理论认为对于一部分词语来说选择某种语音形式去表达某种意义是存在一定理据的。表面上看，这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相抵触，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忙草率地下结论。
2、初创符号的任意性、后起符号的理据性
名与实的关系早在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上世纪初索绪尔奠定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之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更成为了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可以从同一事物在不同语言中不同的语音表达形式中找到最有力的论据。但是立足于某一具体语言，情况又当如何呢？下面我们以汉语为例来具体说明。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两个概念：初创符号、后起符号。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创造出足够多的语言符号，语言符号数量的增加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因此，我们所说的初创符号和后起符号不是以时间的早晚来衡量的，不是说所有的先产生的符号就是初创符号而后产生的符号就是后起符号。我们认为后起的语言符号是那些借助已经存在的语言符号来构成的新的语言符号，如“手机”，就是借助已经存在的“手”和“机”来组合成的。不借助已有的语言符号完全新创的就是初创符号。在人类语言系统最初形成的时候初创符号占多数，但随着语言系统的逐步丰富和完善，初创符号越来越少。
接下来我们讨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前者是以初创符号为观察对象得出的观点，比如说“电”、“视”，我们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为何用“dian”、“shi”这两个语音形式来表示它们的意义，因为这是约定俗成的，毫无理由可言。可是对于后起符号“电视”来说，为什么用“dian shi”而不用其他的形式呢？这里面有某种理据存在吗？我们至少可以轻易地找出“电视”这一个词与“电”、“视”这两个词之间在意义上存在某种联系。类似的例子在复合词中相当普遍。但是，这种联系从作为一个整体的“电视”这一语言符号自身的意义和读音间却无从观察。也就是说这种联系只适用于由初创符号（如“电”、“视”）构成的后起符号（如“电视”）与初创符号之间，即对于一部分复合词来说，整个语言符号与构成它的各个成分之间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联系，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后起的语言符号借用了初创的语言符号的读音。这实际上是某一语言符号与另外一些符号之间的直接意义联系而不是某一语言符号自身的语音和意义之间的联系。这与初创符号的任意性并不矛盾，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其研究对象和视角都存在差异。
3、同源词场中各个词语之间的关系
那么传统训诂学中的声训与以上论述又有什么关系呢？汉语中有些词语之间读音上有密切的联系，而且这些词语又具有某种共同的语义特征，比如“乔”、“桥”、“峤”和“骄”，都有“高”的意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同源词。而声训的对象就是同源词。对于同源词而言，它们名称的由来是不是存在某种理据呢？解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同源词的产生也应该有个时间顺序。比如“乔”、“桥”、“峤”和“骄”（其意义分别是“高而曲也”，“架高的通道”，“锐而高”，“马高六尺”），我们可以推测出“乔”的产生应该最早。因为从造字法上来看后三个字都是以“乔”为声旁而构成的，而且“乔”的意义也正是这四个词的共同语义特征。由此，后三个名称的由来我们就可以找到某种理据。因为已经存在一个表示“高而曲”的词语叫作“qiao”,而“马高六尺”也含有“高”的意义，所以为了减轻人们的记忆负担，遵循语言符号经济的原则，就可以用读音相同或相近的 “jiao”来指称“马高六尺”，其他两个词也可以如是解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后起的同源词其名称的由来是存在一定理据的。但是在某一个同源词场（几个词在关系密切的读音和意义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同源词场）中最初产生的那个词语（如“乔”）其音、义间是没有任何理据可言的。
4、同源词与复合词的相似性
换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电视”与“电”、“视”之间和 “桥”、“峤”、“骄”与“乔”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相似性。
首先，我们可以断定：“电视”是后起符号，而“桥”、“峤”、“骄”也是后起符号。因为它们的形成都借助了已经存在的符号（“电”、“视” 和“乔” ）。而不同的是“电视”不但借助了“电”、“视”的读音，而且在文字出现后也借助了“电”、“视”的字形；而“桥”、“峤”、“骄”借助的却只有读音。这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事实，可是它背后的原因却正是我们要寻找的解决问题的突破口。那么原因何在呢？其实很简单，尽管“电视” 和“桥”、“峤”、“骄”都是后起符号，但是它们的音节却不一样，前者代表了多音节的后起词，后者代表了单音节的后起词。这样，由于它们音节数量的不同所以借助的已存在符号的个数就不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因为它们所借助的初创符号个数的不同才导致了自身音节数量的差异。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我们很容易发现“电视”与“电”、“视”之间的联系，而不容易觉察出“桥”、“峤”、“骄”与“乔”之间的联系。而正是后者的这种隐蔽性使其获得了“同源词”的“美称”。
再深入一点我们会发现这种音节个数的差异只能在现代的后起符号和古代的后起符号之间才能找到，了解汉语词汇史的人会很快发现其实导致这种现象的幕后黑手就是整个汉语词汇系统格局由单音节向双音节过渡的历史潮流。现代的后起符号几乎全部是双音节或多音节，而单音节的词汇系统未双化之前的后起符号却几乎全部是单音节。很明显在有限的音节与无限的客观事物以及人们的记忆极限三者的较量中多音节后起符号的创造要比单音节后起符号容易得多，而且产量也大，这正是发生这种演变的根本原因。
同源词场中的各个词（最早产生的那个词除外）和复合词都是后起符号，它们的形成都借助了已经存在的语言符号，它们对已存在符号的借助都是基于某种意义上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却只能靠可以直接观察的读音体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同源词与复合词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实际上包含了两层：一是性质。即对于某一个复合词和同源词场中的某一个词语（最早产生的那个词除外）而言，它们的性质是相同的，都是后起符号；二是关系。即同源词场中除最早产生的那个词之外的多个词与最早产生的那个词之间、复合词与其组成成分之间都存在一种意义上的借助关系，而这种意义上的借助关系都最终都靠语音体现出来。
其实无论研究“电视”与“电”、“视”之间的联系还是研究同源词之间的联系都是探讨后起符号的形成问题，但是具体操作却相去甚远。前者是很明显的、确定的语素如何组合成一个复合词的问题，而后者却是很不明显，甚至很多情况下会误认的多个有语音联系的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传统训诂学中声训的价值也正体现在后者上。
5、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声训不冲突
现在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就是初创的语言符号其音、义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毫无理据可言的；而后起的符号，我们分两种情况：单音节的后起符号和多音节的后起符号。二者都不是完全任意的。这个结论的前提是我们对初创符号和后起符号的定位，只有遵循本文的定位原则此结论才能够站得住脚。可能有人会因为后起符号的理据性要求助于任意性的初创符号才可以观察，从而认为后起符号本质上也是任意的。我们在这里不同意这种观点。尽管后起符号的这种理据性不能从自身的音、义间直接发现，但是，这种理据只要能够找到而不管它存在哪里我们都可以说它不是任意的，没必要非拿初创符号的任意性来否定后起符号的理据性。同样我们在主张后起符号的理据性时也丝毫没有否定初创符号的任意性。
考察同源词场各单位之间的关系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不冲突的。因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着眼于某一个孤立的语言单位的读音和意义，而声训着眼的是一组词，或者说是以某一个语义特征和具备这个语义特征的某个词的读音为基点，向外扩散，来考察相关词的意义。
6、结语
严格地说，采用声训方法所解释的词只要是在同源词场的范围内是有积极意义的，这就像用“电”、“视”来解释“电视”，关键是对同源词场的定位。这也是汉语的特点所在。否则在同源词场之外滥用声训是没有道理可言的。所以说，声训方法在汉语词义研究中虽然可取，但是决不能滥用，汉语中同音或音近而意义又密切相关的词语相当多，但并不是所有的这些词都会处在同一个同源词场中，这又涉及同源词场的确定问题。所以，我们认为与其说用声训来解释词义倒不如说是用声训来确定同源词场，因为只有首先确定出了同源词场才能够利用声训来进行释义，而这又是一个相当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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