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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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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2006-04-26 18:36

钱乃荣：论语言的多样性和“规范化”

论语言的多样性和“规范化”
钱乃荣

提要保护和发展方言和方言文化，可以丰富发展普通话和中华民族语言文化。文字可以规
范化，开放性的语言不可能实现规范化。坚持语言的平等性和使用自由的原则，在宽松的
语言环境下，使普通话和方言、主体性和多样性的语言文化共同发展，互补双赢。
关键词普通话;方言;方言文化;规范化

一方言和普通话

我国汉语的方言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古代，某地有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活动，就造成了人口
的迁徙和聚居，时间长了，这个地区就可能产生方言。颜之推在1500年前的《颜氏家训•音
辞》中就说过:“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从现时汉语方言的分布
情况来看，无论是北方方言区还是我国东南地区各大方言区的方言，都是古代汉语至少是
中古汉语的地方分支。因此说汉语的方言都是普通话的变体或分支，是不符合汉语历史的
实际情形的。只有那种具有地方特点的普通话，如所谓的“广东普通话”、“上海普通
话”、“武汉普通话”，才是普通话的变体。
语言学家赵元任(1980)说过:“在学术上讲，标准语也是方言，普通所谓的方言也是方言，
标准语也是方言的一种。”标准语和各种方言，都是平等的语言。现今的普通话，是汉民
族共同语，或称标准语，又是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它原来是北方方言的分支，因为在全
国通用范围比较普遍，逐渐发展丰富起来，在20世纪初被确定为民族共同语称国语，解放
后定名为普通话。
“普通话”有三条标准，“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是在1955
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确定的，后来又加了一条语法方面的定义，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
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这三条标准都是模糊语言。北京音的“国语”正统地位是1913年起经过了用“国音”还是
“京音”的激烈辩论后在1925年才最终确定的。①原来确定的“国音”是夹杂南方官话因
素的，有入声韵母，5个声调，分尖团。我国明代的“官话”，使用的是南京官话，②直到
清代前期一直沿用南音的官话作为官方标准。③到了清代中期以后，满清旗人在幽燕辽宁
地带学得并带进北京城中心的语音取代了保留入声、5个声调、分尖团的南音，获得了清代
官话实际的正音地位。④现代普通话的语音便是这种“北京官话”的继承，虽然它与北京
民间说的“北京方言”在声韵调的音位上都是相同的，但实际口语中发音的总体特征是有
差异的，普通话更接近于幽燕地区语音，而不是北京方音。普通话的后两条标准带有更多
的模糊性。五四时代将文言改成白话，当时鲁迅等新文化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写的白话
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直接写的北京话，而是沿用了自宋元话本以来直到明清小说上的
白话书面语。所以，当时“国语”的大部分词语并不是直接从“北方方言”的口语中来，
别说“北方方言”从哈尔滨到昆明那么广有多少口语进入了普通话，就连北京方言中的一
些好词语也没进入普通话。明清小说的绝大部分是在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先由江淮地区后
由江南地区的文人创作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语初创时期的主要作家大多是集中在上海
的江浙和皖南籍人，因此作品中的语词和风格便受明清以来南方白话的影响颇重。普通话
的语法标准更是难以捉摸，“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是带有绍兴话味的鲁迅作品，还是
带有苏州话味的叶圣陶作品或带有北京话味的老舍作品呢?其实，问一句话用得对不对，合
不合语法，国际语言学家检测语法的常识标准是看在说这种语言的人口中用不用怎样用，
而不是看过去写不写怎样写。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认为，写语法文章，应到北京人说的北
京话中去鉴别正误。
普通话的标准本身，并未做到“规范化”。事实上，由于汉语历史的复杂性，普通话是在
一支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其构成一开始就并不单纯。
由于普通话被命名为“标准语”、“共同语”，似乎高出方言一头，甚至被有些人认为将
取代方言，它与方言的关系渐渐变得隔膜起来。尤其是提出“现代汉语规范化”以后，方
言的词语要用进普通话比以前大为减少，变得难上难，因为有些人没有听到看到过，就被
视作不合普通话的规范不予承认，方言进入共同语的渠道受阻。现今我们说的普通话，其
词汇、语法并不是基于完整的北京方言，而大致上是白话文书面语的口语化。
但是，在语言中，活在人们口中的口语是第一性的，是紧跟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而大
部分群众的口语却又是方言。方言因为历史悠久又活在人们的生活中，所以除了许多文化
词从普通话来之外，它积聚了异常丰富生动的土层民间用语，在生活用语和反映民间情感
等方面的语词自然要比只主要来自白话文的普通话丰富。我们曾经把两个大方言的动词(老
上海话、苏州话)与普通话动词作过对照，结果是方言的动词比普通话的动词要多得多，对
动作细分的程度也高。
到目前为止，说现代汉语的绝大部分人(包括北京人)的母语，即最初学会的语言(又曰不需
经学习会说的语言)都是方言，也就是说他们最自如地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都是方言。中国
人的母语现状至今大致还是如此，这是我们观察中国语言的出发点。当今还远没到普通话
已经十分深入成为大多数人的第一语言，各方言中的优秀元素都已融入普通话的时候。谁
都知道，在人们的口中，即日常生活用语中，用第一语言说话比起用第二语言说话，其随
心所欲的自然程度要大得多。因此，虽然普通话现在已经发展得相当丰富，尤其有大量的
社会、文化、科技等词语方言都须从它引入，普通话的使用领域也在逐渐扩大，但是，日
常生活中语言有不同的变体，在各地，普通话和方言还承担着不同的社会交际功用。普通
话更多地使用于正式场合，比较严肃、正统，主要通用于新闻广播、电视节目、会议报
告、课堂教学、学术演讲、书面语、持不同方言的人之间的一般交际等场合，说起来比较
正规，还带有一定的人工规定性。普通话对多数人来说，还未深入使用到生活的各个方
面，普通话真正在实际使用中的生活用语、反映民间情感的用语，在动作的细微区分、事
物的性状描绘以及表现地方事物生活方面的词语，包括那些语气词、感叹词、拟声词、熟
语、流行语等，要比使用中的方言少，难免缺乏方言特有的语言魅力。而方言却多用于民
间生活活动的各个层面，普通话与方言使用应该在人们生活各种不同的应用场合互补，因
此，沟通普通话和方言的联系显得十分重要，使它们之间顺其自然地互动，可以在普通话
不断扩大其使用范围的同时，让方言中的丰富词语自然进入普通话，从而大大丰富普通话;
不至于在普通话还未深入各方面之前，因淡化了方言而使大量有特色的方言词放弃流失，
而这种流失现象现今正在不断发生。
胡适曾在《〈海上花列传〉序》(1930)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
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
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
露的人。”
他把语言分为三等，认为要让人物“自然流露”，就要使用方言。自然流露的语言，代表
着语言的最高水准，能够传神。除了积累丰富、表达传神外，地方性与民俗性也是方言的
优势。刘半农在《读<海上花列传>》)(1934)中说:“假如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
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这是因为方言作品有“地域
的神味”的缘故。许多学者都看出了我们通行的白话，其实并不完全是大众所说的活语。
夏丐尊(1935)在20世纪30年代提倡“大众语”时说:“放弃现成的大众使用着的活语不用，
故意要用近似的语言来翻译一次，再写入文中去，这就是从来文言文的毛病。白话文对于
这点虽经痛改，可惜还没有改革得彻底，结果所表达的情意还不十分亲切有味。”所以，
李大钊说:“我们如果要真正做到大众化和中国化，我们必须更多的应用地方土语。”⑥
文学艺术中的语言是语言的最佳境界，文学语言应该多从方言中吸取营养。胡适(1925)在
为顾领刚《吴歌甲集》作的序中曾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
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老实说罢，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
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
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
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基础就
自己满足了。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
新血液、新生命。”作为“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先生的这番话可谓
充分地概括了文学作品创作中方言的重要作用，以及共同语与方言之间的共生关系。在如
今方言词语用进共同语比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为减少的情况下，重读此番话，尤其发人深
思。
5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和语言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普通话的词汇也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但是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依然不会改变，这是个长期需要协调的关系，
不断变化中的语言总是需要从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口语中及时吸收新词新语。上引的这些
专家在如何看待语言问题上高瞻远瞩的至理名言，依然十分具有指导意义。
不但方言和方言之间，本无优劣之别，任何方言，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只要适遇
条件获得开发，都会产生惊人的文化力量;而且，方言与语言之间，也本无界限。赵元任
(1980)曾说:“平常说方言，是同一族的语言，在地理上渐变出来的分支;分到什么程度算
是不同的语言，这个往往受政治上的分支的情形来分，与语言的本身不是一回事儿。比方
从前罗马用的拉丁语，到后来渐渐变，变到现在，有许多分支，一方面有了政府上的分
歧，一方面有了文字上的分歧，因此我们觉得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这几个都是
不同语言了……可是要把这些语言，……比较看起来么，有些地方也类似中国的几种方
言，有如北京话跟广东话、跟福建话差别这么多，……，在中国，全国方言都是同源的语
言的分支，虽然有时候分歧很利害，我们认为是一个语言的不同的方言。”所以说，从语
言学出发来看世界上的语言，语言和方言的界线是不清楚的，划分的界线是人为的，划分
的时候往往掺杂着民族和政治的因素。

二主体性与多样性

社会的人都聚合在某个社会中工作、生活，这个社会总是有大家认同共同需要和遵循的东
西，同时社会中的个人和小集体也必然会有自己特有的东西。“主体性”和“多样性”本
是人类社会里人类行为及其成果的基本特征。
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代表自己国家的语言，我国
就是使用普通话。普通话作为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推广是十分必要的，普通话的推广和
使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代化的商业、交通、媒体、中小学教学和五方杂处，正在
实际上加速普通话的普及。国家的强大，国际的交流，也要求共同语用字的标准化，反映
现代社会的文明。
举例说，上海人民使用普通话情况，在90年代前后就有显著的变化。在这之前，由于中小
学的教育和强大的传媒的作用，从60岁的老年人到小孩子，都已大致会说普通话，但是平
时一般不说，如果面对采访的话筒，大家都会自然地用普通话去回答问题，这比北京市民
及其孩子常常用北京话回答要好。而在家庭亲属交际中，在街头对话、车上或在商店购物
时，通常都用上海话交际。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上海社会又经历新一轮的五方杂处，上海
人主动使用普通话的时间和场合迅速扩展，交际语言、工作语言在许多地方都改成了以普
通话为主。这是国际大都市的开放性和经济文化发展所决定的必然趋势。
尽管我国推广普通话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汉语方言的复杂性，全国各地的具体
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在有些偏僻的山村和比较闭塞的地方，普通话的推广还相当落后。笔
者认为，现在的情况应从实际出发，区分不同的情形，在那些推广普通话较落后较薄弱的
地方，可以加强力度推广普通话。当然也不能用强行的措施，也不压制方言，因为普通话
的真正得以流通还在于该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五方杂处和教育发达，使普通话成
为一种交际的实际需要。但是在另一些大城市等地区，普通话推广得卓有成效反过来又使
方言受到了一些冲击的地方，则应适当采取一些措施保护方言和方言文化。这两者是可以
同时进行的。
民族共同语的高度普及，是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的标志。然而不必否认，在我们这样一个
方言复杂的国家，方言仍然在相当多的场合使用。在某一场合使用普通话，在另一场合使
用方言，这种“双言现象”在我国还会长期存在。在许多国家都存在“双言现象”，社会
运转反而轻松。事实上在我国，掌握双语的人越来越多，推广普通话和学习方言完全可以
并行不悖。一种历史悠久的方言，必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语词，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种种方
言可以反映出各个地域各有差异的文化的事物行为和人情风貌，和各地少数民族语言及其
方言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多样化的灿烂的民俗文化。中华文化的多元和丰富多彩，是中
华文明的本质特征。试想如果消灭了各种方言，实现了语言文化的“大一统”，我们的语
言文化就不可能会像历史上和现在那样五彩斑斓。因此，只强调主体性而忽视社会语言文
化的多样化及其互相争荣和杂交优势是十分有害的。
在这里有个前提，就是坚持各种语言文化的平等、多样性与和谐统一。我们十分赞同最近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杨光先生在2004年国际世界语大会上的讲话，他在讲话中
说:“各个民族、地域的语言文化都是自己一方水土独自的创造，都是对人类多元文化的一
己贡献。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失去了个性特征乃至一种精神，从人类文化
整体上说，也就失去了其中一个独特的文化个性。”“主张语言文化的单一化，追求语言
文化的片面强权是不切实际和有害的。语言的平等、多样化与和谐共处应当成为基于人类
良知的文化理念和价值目标。多语言才能多视角，多文化才能多色彩，多包容才能多理
解。”杨先生在谈到汉语方言时这样说:“方言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基础，比如中国数
百种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形式都是以当地方言为依托的。方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甚至是
一种情结，具有相当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普及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
要使公民在说方言的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从而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语言的
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语言是最主要的人类行为，方言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是
最自然本质地表达各地多元文化的根基。语言和文化的表现形态是多层次多方位的。比如
文学文艺作品要反映某地的民俗和生活习惯，尤其要使用本土有别于它地的、描写该习俗
的独特词汇;文学文艺作品对生活的理解和反映要求深入、细致和传神，应该使用富有个性
特色的语言。胡适在《〈吴歌甲集〉序》(1925)中说过:“所以我常常想，假如鲁迅先生的
《阿Q正传》是用绍兴土话做的，那篇小说要增添多少生气啊!……最近徐志摩先生的诗集
里有一篇《一条金色的光痕》，是用殃石的土话作的，在今日的活文学中，要算是最成功
的尝试。……凡懂得吴语的，都可以领略这诗里的神气。这是真正的白话，这是真正活的
语言。”
为什么提倡国语的旗手如此赞扬方言文学和方言文化呢?因为方言首先是母语，即最容易说
的话，是活语，不必经脑中翻译的话，是人的语言行为的最自由状态。方言中又积累了人
们在具体生活中最丰富细致的语词，而那些不从生活中来的、不思进取的大路货语言、瘫
痪的语言、无根的语言、没有故乡的语言，却是没有生命的质感和自然气息的非生活语
言。接触多了，时间长了，就会侵蚀、败坏通用语普通话。刘半农(1934)曾经说过北京人
会对北京人的口白一旦改用普通白话写感到很不满意，但是南方人写白话文却习以为常
了，“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记述南方人的声口，可就连南方人也不见得说什么。这是什
么缘故呢?这是被习惯迷混了。我们以为习惯上可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做一切文章，所以
做了之后，即使把地域的神味牺牲了，自己还并不觉得。”这种在脑子中已经过翻译一遍
的白话文章不由自主地写出来，失却了神味还不自知，就会麻木了自己又麻木读者的神
经，如果不注意汲取群众中的新的活语，失去了“地域的神味”，进而还会造成“语言无
味，像个瘪三”的文章泛滥。就明清留下来的不少吴语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吴语的神
韵。阿英(钱杏屯)在他的《晚清文学史(1937)》中引用了李伯元长篇吴语小说《海天鸿雪
记》一段文字后写道:“方言的应用，更足以增加人物的生动性，而性格，由于语言的关系
也更突出，几个人的性格，虽仅用了二百七十四言，已具有极清晰的印象。这是方言的力
量。”后面又写到李伯元描写女性在书中“好几个女性，在他笔下，都是极生动、最成功
的。……更是在行动之中，表现出极强的性格来。轻描淡写，神韵极佳。”
有的人欠缺动态的语言观。他们总认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已经积累了那么丰富的词汇，
《汉语大词典》有那么厚，难道还不够你用吗?为什么还要去民间方言和国外语言中去吸收
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词语呢?如果他们去认真翻一翻这些词典的话，就会知道，《汉语大词
典》中的词语一半以上都已死去，并不活在我们当代人的言语中。即使是《现代汉语词
典》中的词语，看看也确实丰富，然而其中不少词语都是书面语词汇，或者是出现频率很
低的词语，并不在人们口中使用着，不是普通话口语中的常用词语。而方言中有大量生动
词语包括熟语流行语，都是流通在人们的口中的活语，应该不断补充到普通话中去，使普
通话的词语更为丰富，适应时代的发展。
人们常常看不到方言的丰富内涵，但是如果有一部普通话的电视剧或电影，一改为方言
剧，即使是改配用方言表达，往往会生动入情、有趣传神得多，这就是方言的魅力。如20
世纪90年代上海话电视剧叶辛编剧的《孽债》，曾创造了当年上海电视剧收视率之最，十
分轰动;2002年底央视播出赵本山编剧的《刘老根》，这部东北口音的电视连续剧也创下了
当时的一个收视高峰。反之，张爱玲(1995)在把《海上花列传》改写成国语后说:“把书中
吴语翻译出来，像译成外文一样，难免有些失去语气的神韵。”
为此，有多少名人强调，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学习生动活泼的语言，就是因为人民的方言口
语中，有在生活中不断创造的新鲜的活语。
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应该让方言文化自由发展，以繁荣多元的中华文化。语言也好，文化
也好，做到了主体性和多样性的和谐，才能更好发展。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胡适
(1921)曾说:“我在七年前，曾说:并且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尽可以有‘方言的文
学’。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如
英国语言虽渐渐普及世界，但他那三岛之内至少有一百种方言，内中有几种重要的方言，
如苏格兰文、爱尔兰文、威尔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学。国语的文学造成之后，有了标准，
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学与他争长，并且还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给他新材料、新血脉。”
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人博伽丘用方言写了《十日谈》。在当时的时代背景
下，文学必须是拉丁文的文学。所以事后博伽丘受不了世俗的压力，几次想焚稿。所幸彼
德拉克慧眼识宝几番抢救，才留下了这部传世之作。而正是这本从民间来的所谓“粗俗
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方言作品，开风气之先，打破了文学禁锢，使欧洲文学得以复兴。
“没有一种的宏大文明是悬在半空的。听一听大不列颠的苏格兰的风笛，俄罗斯的哥萨克
军刀舞，美利坚合众国的乡村音乐……这些气势恢宏的帝国文化，都是构筑在扎扎实实的
民间习俗的‘基石’上。方言，不仅是语言，它是中国地域文化的载体，是总体文明的土
壤。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激励和竞争，就是我们文明长盛不衰的内在机
制。方言背后，蕴含着这种文化多样性的精髓，所以，保护方言，是保护文化，也就是捍
卫文明“(于长江2004) 。
21世纪是一个经济全球化而文化多元并存发展的世纪，尊重和保护而不是统一个人或少数
人的母语、风俗、习惯、文化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

三 “语言规范化”问题

“规范化”的英文写法是“standardization”或“nor malization”，就是“标准化”的
意思。“语言文字规范化”，这句话也许可以让它像普通话三个标准的定义那样，当作一
句模糊语言来看;但是如果要对它认真起来作一点科学分析，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到:语言和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原来是两回事。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集合;而文字(这里指
现代汉字)大致是封闭性的系统。两者不能在一个层面上统说。
什么是“化”?毛泽东(1942)曾说:“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这是一
种解释;另一种的解释是“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
编辑室2002)，即向“化”前的那个词不断推进靠拢到完成，如:“现代化”:机械化”。
“语言规范化”的提法，与语言的本质不相符合，与语言学的理论的ABC也相违背。《语言
学概论》开章明义说，语言是社会现象，语言随社会发展而发展。人的语言系统是开放性
的集合，不是动物的叫声。世界上凡是开放性的东西都不可能规范化或标准化。语言的每
一发展和变化就是突破旧的“规范”，创新总是在不规范中产生。如果守住“规范”，词
义就不要引申变化了，语言也就不要创新了，现在我们大家只好在网上打甲骨文。语言
“化”的方向不是“规范”，恰恰相反，而是“变化”，变化是绝对的。
如果说，“语言规范化”中的“语言”，指的是一个国家的语言的话，那么，像瑞士这个
国家，通行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语(拉丁语)四种语言，彼此是平等的，不可以
“规范化”。又比如中国，各民族有几十种语言，也不可以由一种语言去取代它们。
如果说，“语言规范化”中的“语言”，指的是汉语中的方言都要“规范”到普通话中
来，比如吴语中“脚”可指从髓关节到脚趾头的肢体，要规范到普通话的‘脚”的意义上
来，指的是从踩关节到脚趾头部位;吴语中表示选择的‘拣”，一定要说成“挑”，
“立”、“晓得”一定要改说“站”、“知道”，那么，这就是取消方言，取消语言文化
的多样性。
如果说，“语言规范化”中的“语言”，指的是人们的说话，那么，马克思、恩格斯
(1960)说过:“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既然思想是自由的，语言怎么是规范的呢?而
且，人们要选择使用哪种语言或方言来说话，也是自由的。
如果说，“语言规范化”中的“语言”，指的是“普通话”，那么，普通话是一个开放性
的语言系统，它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是会发展变化的，不可能实现“规范化”。
如果说，“语言规范化”，指的是“语词规范化”，那么，对词语进行“规范”是很难进
行的，使语词“规范化”更是做不到的。语言的新陈代谢不可抗拒。语言也有自然性，世
界上大概也只有语言最像生物体，不能起死回生，比如说北京话“七”和“八”现在读阴
平声了，不管你过去的《现代汉语》教材中说读阳平声，你再也拉不回到阳平去。尤其是
近年来新词新语以每年四五百个的速度产生，旧词语也会产生新义项，大量的旧词语又像
生物体那样死去，这个过程是不断连续的，因此，普通话语词不可能实现“规范化”。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陆俭明先生说:“一部词典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收词、
字形和词形的确定、字词的注音、字词的义项、字词的具体释义词性标注等等。目前能做
到规范的，至多是字形、词形和注音这3项，其他各项都没有办法做到规范。而词典的灵魂
是字词的释义，字词的释义是很难加以规范的。”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蓝生先生说:“国家对于文字的使用要求严格，推行规范汉字，而
对词汇特别是口头语言中词汇的使用是比较宽松的。在我国业已颁布的语言文字各种规范
标准中，没有规定哪些是规范词，哪些不是规范词，……歇后语、谚语的形式不固定，因
方言、时代的不同而有多种变体，它反映了民间口语的丰富多彩。形式的多样性是歇后
语、谚语的特点，毫无必要人为地给它规定一个所谓的‘正体’。那些自作主张为歇后
语、谚语强加‘规范’的做法是十分荒唐的。”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沈家煊先生说:“事实证明规范性是相对的，而语言的变化和发
展是绝对的，规范的制定总是落后于语言文字的实际使用情况，而且要强制性地让语言使
用者这么说而不那么说，这么写而不那么写，事实上做不到。你想要整齐划一，语言的实
际不会整齐划一。”“从国际辞书界来看，20世纪以来词典编纂者在编纂观念上发生了重
大的变化，用‘实用性，取代子纯正性’。《牛津英语大词典》就是一部描写性词典，当
今绝大多数词典都声称自己是描写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⑧
那么，什么可以“规范化”呢?“汉字规范化”是可以并且应该做到的。汉语的音位、音
节、表示语素的汉字，是大致封闭性的，可以做到规范化，或曰标准化。
《汉语拼音方案》确定了普通话的声母、韵母、声调，普通话的音节数基本上是确定的。
汉字在“形、音、义”三个方面上，“字形”可以“规范化”，每个汉字的“读音”和
“字义”大致上也能确定。
所以，在限定数量的汉字范围内，“审音”工作是应该做的。但是因为语音是会随着社会
前进而变化的，“定音”以后，虽然使普通话的语音带有一定的人为规定性，比方言更为
稳定，但是变化是语言的本性。1913年以来重大的审音已有过4次。(1)审定国音;(2)审定
京音;(3)
1963年3次异读词审音总表;;( 4) 1985年又出审音表。可见普通话的语音也是要变化的，
比如说现今普通话和北京话都有前后鼻音合并的趋势(北京话向后鼻音并，普通话向前鼻音
并)。以后还会有第五次、第六次审音，适应语音的变化。
审定字义(语素义)，也是可以做的。汉字是语素文字，语素义也会变，尤其是那些成词的
语素更易变化一点，比如现在“酷”字增加了“cool’，的新义，“秀”字增加了
“show”的新义，因此字义也是需要经常审定的。现代汉语的语素近7000个，这近7000个
语素用的汉字或更多些汉字(6763字以上再出现的汉字其出现率就很低了)都可以做到“字
形字音标准化”，“字义基本标准化”。
我们说汉字是大致封闭性的，因此可以标准化。为什么说“大致”不是“绝对”，那是因
为汉字共有几万个，我们只能从中划出一定数量的字，对划出的字进行标准化。正因为汉
字不那么封闭，所以怎么划，哪些字划进，哪些字划出，是个很伤脑筋的事情。
死字即使给它穿上标准化服装，也是不会激活的，可进可出的字太多了放在“通用汉字
表”里反而会被大家都取起名字来，是挺麻烦的事(不过取名用字权是不能限制的，只能引
导)。但为了体现语言平等，一些方言用字应放入表内并标准化(当然也可另立一方言字
表)，要广泛征集和审定方言常用字。繁体字可以作副体成立，不宜宣布它为“不规范
字”，我们不能割断中华历史文化传承，印古书还要用，还涉及一国两制的问题。
一到词和词义的层面上，就没“规范词”戏好唱了。词有增减，词义会变化，事后承认，
便是最好的办法。收词和释义，是“词典”对民间约定俗成的语言实际进行忠实记录。语
言中可以自由使用的最小单位是词，所以，语言归根到底不能“规范化”。
什么叫“约定俗成”?“约定俗成”是民间使用语言中的集体行为，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它与人为规范是两回事。某个词语，你不准用，民间照样用。语言是在使用的流动中变化
的，不是靠行政规定的。人为的规定性可以对共同语的基础部分产生一定的作用，如审定
了字音字形，可以使普通话的口语发音和书面语用字有一个一致的标准，但因此共同语也
就会不如方言自然，容易产生脱离口语的滞后现象。我们应该促使共同语不断补充新词活
语，跟上民间的实际口语。
我们还是通用“规定性”一词吧。共同语有一定的规定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应该是最
低限度的。共同语既要有稳定性，又要与时俱进，敏于修改，使语言贴近变化的实际。从
语言
学角度来看，人为的规定会使语言失去自然性，在语言研究上减低其意义。不久前《方
言》刊载《类型学与方言学》一文，论文作者Bernd Kort mann (2004)说:“标准形式常常
会误导我们，而方言比标准语呈现出更为一致的语言类型。”可见，方言常常比受“规范
化”人为影响的标准语更加符合人类语言的共性。规定性使学习共同语和语言的电算处理
具有相对方便的意义。语言的信息化技术处理确实要求规范一点的语言材料，语言的自由
发展却又与之相悖，因此计算机永远不能完全处理好语言的问题。初级的对外汉语教学也
要求相对标准的汉语教材、词典和考试标准。笔者80年代一次在通行粤语的旧金山时，有
些华裔对笔者说:你们为什么不出一本上海话词典，现在我们一起说上海话时已经搞不清哪
些其实是混进上海话去的广东话词语了。
如何处理好语言的规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杨光(2004)提出:“还要注意把握好语言规范与
语言发展的关系，树立并落实正确的规范观和科学的发展观，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丰富
和发展。”

四语言环境宜宽松

为了使现代汉语以崭新的面貌，适应和促进21世纪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我们应该创造一
个更有利于语言丰富发展的良好环境。
哪些是对语言文化发展不利的因素呢?
在推广普通话中，有些地方口号和措施存在一些片面性，把普通话和方言对立起来，如提
倡公共场合用语使用普通话，变成在小学里学生课间体息也不准说方言。又如用奖惩措施
要求商店营业员不能用方言接待顾客。这类把“提倡”理解成“禁止”其反面，把方言看
成是普通话对立面实行你死我活的做法，造成了群众对推普的反感。
从幼儿园、小学开始不给孩子学讲母语的机会，而且要求家长也配合，用瞥脚普通话与孩
子说话，这样使孩子从小不会说母语方言，切断小孩习得母语的途径，于是表达生活中复
杂事情时语言发生了困难，导致孩子没及时学好语言，妨碍孩子智力培养。其实孩子学方
言和学普通话对于促进词语丰富和更自然表达是相辅相成的。方言与孩子绝缘的结果，许
多群众反映孩子不会讲方言了，这样做对方言的延续来说等于釜底抽薪。
有的人以“规范化”作为抵制新词语的盾牌，坚持守旧的立场，抱残守缺，阻挠新词新语
新用法的引进和推广。他们对于语言中种种新发展，一上来总是抵制，十分反感，认为汉
语已经够丰富了，引进新词语，接受外来语和民间流行词语是破坏了规范造成了语言混
乱。这种思维模式影响很大，妨碍了新思想新风尚新科技新文化的引进，妨碍对世界新鲜
事物的认识，对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十分有害。
有些思维老化的人甚至上纲上线，把语言问题政治化。看到群众中新的流行语，包括网络
词语，大声疾呼“语言混乱了”，要“警惕方言回潮”，“清除语言污染”，看到字母
词，惊呼“破坏民族文化”等等，危言耸听。以“维护语言纯洁”作幌子行阻挠群众自由
使用语言之实。而且这些大帽子还曾堂而皇之出现在一些报纸上，编者把它编在正面的醒
目位置上。
在语言使用中不尊重人的自由权利。对群众中自由、灵活的个性化语言，不同的文体表现
出的修辞特色，使用的新词语新用法，横加干涉;或者站在与语言使用者不平等的地位上，
以抓别人说话文章的枝节为荣，咬文嚼字，写批判文章。
采取运动式、竞赛式的方法对待语言文字问题。如像“破四旧”一样上街扫除“不规范
字”，使群众十分反感;如组织各班学生评分比赛，说了方言即扣分，伴随着的是打小报告
和扣奖金，或者弄虚作假，造成教师和学生的压力，以致发生因无意间说了方言而受惩罚
的事件。这些后果可能是原先的组织者所未料到的。
过分限制方言和方言文化的发展空间，如不准设方言广播，不准拍方言电视剧等，会使方
言萎缩。太强调规范，语言便僵死，水清则无鱼;语言环境宽松，语言易得鲜活发展。这里
还有个对语言文化的审美心理问题，官喜规范，民喜自如;年长者喜干涉，年轻人爱趋新。
普及普通话，不应是消灭方言，也不可能消灭方言，应该是使公民在说方言的同时，学会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不要形成“提倡普通话就是反对、贬低地方话”的错误思路。两种话都是汉语，实在本没
有什么矛盾，都可以创造条件提倡学好，互相吸收长处，顺其自然发展，这样就会出现互
动双赢的局面，人民的文化生活也会多元丰富多彩。
当前确实存在方言流失和语言单调的问题，存在需要改善方言使用环境的问题。提出保护
少数，发展母语，提倡方言、普通话互动双赢，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同时并举，是适时
的。
汉语方言的自然生存环境，在民间总的来说是可以的，多数的汉语方言不存在濒危的情
况。从大方言来看，北方方言的生存环境最好，如现今在娱乐领域出现了北京话、东北
话、四川话三分天下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对北方话文艺节目比较宽松容许在电视节目中
播出的缘故。
一种方言文艺有了传播的途径，它的生命力是很大的，最近，越剧《红楼梦》在天津演
出，虽它是以吴语为基础的方言剧，仍出现在北方话地区许多人跟着唱等很热烈的演出场
面。其次是粤语的生存环境也较稳定，粤语是其他方言区的人最难听懂的方言，但是艺术
水准很高的粤语流行歌曲照样流传全国为青年传唱。粤语的保护应该说是一个榜样，它有
粤语的广播、广告、电视节目、电影电视片，报上有粤语的文章，粤语中的方言字和粤语
的拼音方案也经过审定整理，有粤语的词典，因此不必担心其萎缩或濒危。粤语因为在民
间和传媒中不断使用，又有书面语的传播，所以是比较稳定的。深圳机场用普通话、英语
和粤语三种话广播机场通知，体现了人性化的服务。吴语过去也有大量的文学文艺作品，
三四十年代报纸上也有不少吴语文章、散文和小说，也有过吴语拼音方案。但是在大力推
广普通话后，没有注意很好保护方言。比如在上海，除了允许沪剧越剧滑稽剧等戏曲存在
外，报刊不可登上海方言文章，一个时期还停止上海话的广播，不能发行上海话歌曲磁
带，不准上海话的电影电视片播出和方言话剧的演出，也不组织专家审定方言用字，上海
方言还停留在不见书面语的状态。加上推广普通话时采取了一些强制的措施，如许多幼儿
园小学生在课间体息时也不能说上海话(这在吴语区不只是上海如此)。这样孩子从小就失
去学讲母语的环境，这对孩子的及早丰富生活用语适应本土文化十分不利。因此社会上反
映上海的小学生不会说上海话(英语倒会说)的议论颇多。这是上海人民热爱家乡对本地语
言和文化的关心爱护。钱乃荣(2003)作过统计，上海话中有特色的、而在普通话中没有的
单音动词等吴语特征词，其中有“洪”(水泅溢，如‘阴沟里的水一出来了’)、“堑”
（轻轻地旋转地削，如‘-苹果皮’，, a用力将软状物或液体从小孔中挤出，如‘-牙
膏’）、“抬”(原来绷平之物中间凹下，如‘沙发-了’)等74个词在现今大学生一代中已
消失不再用了，有许多生动的上海话惯用语、成语、谚语都因普通话中没有而丢失。而这
些词语的大部分在宋代编的《集韵》都有本字，在笔者一代和上海郊区还在使用。这样，
我们就要提出“保护上海方言”这个话题了。语言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地方语言的存在是
地方历史的沉淀。上海方言的这种境遇在国内还有许多地方同样存在。上海话原来是一个
十分丰富的方言，特别在开埠160年中，中外文化和各地方言的五方杂处使它既稳定又取得
杂交优势长足发展，积累了农业、手工业、现代商业社会的多层次的异常活跃丰富多彩的
词语，尤其是近代社会中，从自来水、电灯泡、马路、洋房、铅笔、报馆、出租车到沙
发、麦克风、图书馆、文化、经济等等大量词语创造出来，后来都进入了普通话成为常用
词语。现在却到了需要保护的时候了!可见不让一种方言顺其自然而受到压抑，地方特色就
会消失，地方文化也会萎缩，最近报上又报道说沪剧滑稽剧要选择青年演员也发生危机。
所以现在苏州市已经在着手保护苏州话了。
保护方言的关键是一个坚持让语言顺其自然发展的问题，真正做到平等对待一切语言，让
方言文化自由开展起来，充分发挥语言的多种语体和功用，形成自然的双语环境，普通话
与方言双轨同行。尊重方言，在传媒和文娱演出、电视节目上适当开放方言的空间，真正
做到主体性与多样性和谐发展。坚持语言平等和使用语言自由的大原则，同时必然倡导宽
松和谐的语言环境。说到底，语言无非是为了人类沟通，不是制造高精尖产品，怎样方便
轻松就怎样说，不要加以限制。语言使用应听其自然，处理语言变化发展事实时，也应尽
量顺其自然选择。不要干涉说话自由，不要在人家说话的时候，老是对人家说:你可以用这
个词，不能说那个词，只可用“规范词”说话。因此，大小官员应该永远记住:我是为人民
服务的;而无权对人民说:我要你说标准话!因为老百姓说方言说自己喜欢用的词，并不犯
法。
杨光先生的讲话着眼于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文化的平等、独立和多样性，他说:“我们应当致
力于建立民主、平等、共存、共赢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推动
语言文化的平等和多样化。”我们认为，民主、平等、共存、共赢这些普遍性的原则同样
适合于国内各民族的语言、方言，及其文化。
杨光(2004)的讲话还重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
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又强调“特别是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从发展民
主宪政、建设政治文明、尊重保障人权、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更加重视维护语言的
多样性与和谐统一，继续坚持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的政策，禁止任何形式的语言歧视，提
倡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共同努力克服语言隔阂。”
世界上任何语言或方言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使用语言的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
“捍卫文化的多样性与尊重人的尊严是密切不可分的。每个人都有权利用自己选择的语
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表达思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语言的发展和社会、自然一
样有个优胜劣汰的问题。但是方言和普通话都是有自己的完整的语音、词汇、语法的独立
的语言，原来用得都很自在，如果没有压制方言发展的情况，在当代社会里，方言必定会
自由发展。标准英语是权威性很高的语言，但伦敦郊区方言依然存在依然具有魅力。所
以，只要坚持“在说方言的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从而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
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语言的多样性将会受到保护，多语言的和谐统一、
规范发展将会得到持续的政策支持“(杨光2004)，使方言和普通话同步发展互相影响，就
不会出现方言萎缩淘汰的现象。目前，方言的幽默小品，影视搞笑作品，包括网络中流行
的方言，又活跃起来，我觉得是方言的复兴的好兆头，如果还有很正规的方言电视剧播
出，并不只是搞笑的一类东西，方言文学文艺的产生，那一定会使我国的文化出现新的热
烈活泼新局面，会涌现出许多真正扎实土生的天才来。
衡量方言繁荣与否，可以举20世纪初至50年代上海话繁荣的例子。有没有像当时的上海话
那样，有大量生动活泼的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新词新语涌现出来，并流传开去迅速进入
共同语，另有大量高质量的方言文艺作品诞生。上海开埠后100年的方言发展是方言发展史
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它不但产生了胡适认为艺术成就第一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等
大量方言小说曲艺作品，而且在上海集中传入、诞生和迅速成熟了诸如沪剧、上海说唱、
滑稽剧、越剧、锡剧、雨剧、淮剧、扬剧、苏州评弹、评书、浦东说书等10种万紫千红争
艳的方言戏曲。
语言的特点就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方言也是不断变化的，尤其是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
方言，除了地域方言，还有年龄、性别、阶层等不同的社会方言。不要以为老的总是好
的，因为老的之前还有老的，应该是向前看，那些占比率最高的语音、词语、语法形式才
是该方言相对标准的形式。由于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联系的变化，方言中新出现的聚合为
主的变化也是自然现象。相信语言只要听其自然少加人为干涉，是会越发展越丰富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89年就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规定在人类口头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中，语言是重要的遗产形式。中国是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
国，又是具有五千年辉煌文明和灿烂文化的古老国度，在人类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保护方
面，负有重要责任“(杨光2004)。其实，只要放宽政策，汉语大方言的民间社会自动保护
的潜力是相当大的，因为这些地方地域文化的底子强大，发扬多样性的潜力也是很大的(如
方言文学、方言戏曲影视，我们也希望再会有像解放初期那样的民间地方文艺的繁荣生
态)。他们并不需要政府像投入少数民族语言濒危地区那样大的保护性投入，而产出更大，
文化价值也更大。
有人担心开放点方言的空间，发展了方言文化就会影响推广普通话。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
多余的。以为一讲方言就不能推广普通话，是一种简单机械的思维模式。当今实际上在用
许多硬性措施在年轻人中大力推广英语，但这也没有影响人们掌握汉语。方言和方言文化
毕竟是地方话和地方文化，它们主要是为方言地区群众欣赏的，是各地人民丰富多元的文
化生活的一部分。在21世纪，现代化的推进，社会联系、市场经济的加强，普通话和普通
话的文艺必然是全社会的主体，不可能削弱。方言文艺的繁荣，多样化的文化生态，加上
少数民族的语言方言及其文化的繁荣，只会加强中华民族主体文化。
21世纪世界进入了网络时代，世界变得更小了，一些生动方便的语言形式可以在世界范围
内通行起来，同时一些方言中的好的流行语也会很快进入共同语，为更大范围更多的人通
用起来，由于不受“过滤”，网络使语言的约定俗成变得更彻底更直率了，民间生动活泼
的语词更容易传播开来。让我们放眼看世界，迎来一个语言文化更融合又更独立多样的世
界!
附注
①在“读书统一会”进行“国语”审音时，对原来“国音”延承“官话’，的浊音声母、
尖团音、入声韵母、声调、ng .v声母等的存废都经过辩论，最后在1925年12月20日召开的
会议上，完全确定了以北京音为标准编写的《增订国音字典》稿本。有关过程可参见倪海
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第66一80页。
2杨福绵在研究了现存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的《宾主问答辞义》(又名《葡汉词典》)后，将
该手稿的罗马字记音译成国际音标，写成《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词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
一文，发表于1995年《中国语言学报》第5期，认为明代官话是南京官话。笔者将译成的音
系与1902年K. He meling的《南京官话》音系比较，基本上相同，加上“如今你晓得我们
这边官话不晓得沪等语法特点和大量词语特点，可确认为南京官话。
C瘫正四年(1724年)官修的《音韵阐微》减丰三年(1853年)的《正音咀华》.1888年伦敦大
英圣书会的《官话新约全书》音系都是有入声韵母、5个声调和分尖团的南音系统。1913年
“读书统一会”审定650。多字的“国音”时也是依据《音韵阐微》开始正音的。
④平田昌司在《清代鸿肪寺正音考》一文中写道:“明清时期的南人一直保持文化上的优越
意识”认为“‘南音，才是标准官话”，“‘北音，失去了传统音类的区别”，“满人社
会通行的汉语以关外的官话为基础”，“应是辽东、幽燕一带的官话”，“清代北京官话
的强势语言化趋势，仅限定在口语的范围‘“但是，发展至“乾隆十七年”，发生重大变
更，百官朝会唱赞语音明确规范为“直隶”音，旗人的“官话”“在宫廷里享有权威性语
音的地位”。
5李大钊的文字转引自黄药眠文《中国化和大众化》，刊香港《大公报》1939年12月10日。
⑥陆俭明的发言，摘自《专家质疑“规范”词典》一文，上海《新民晚报》2004年4月15
日。
⑦江蓝生《辞书应慎用“规范”冠名》，刊于上海《社会科学报》2004年4月22日。
C沈家煊的发言，见于石典律语言文字规范与辞书编纂“学术座谈会简记》，《中国语文》
2004年第3期，第276页。
参考文献
阿英1937《晚清小说史》，商务印书馆。
胡适1921答黄觉僧君折中的文学革新论，《胡适文存》卷一，亚东图书馆。
胡适1925《吴歌甲集》序一，顾领刚编《吴歌甲集》，北京大学歌谣学会。
胡适1930《海上花列传》序，《胡适文存》卷六，亚东图书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第31届大会，11月2日通
过。
刘半农1934读《海上花列传》，《半农杂文》第1册，北平星云堂书店。
马克思、恩格斯196。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1942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合订1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0
倪海曙1950《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上海时代出版社。
平田昌司200。清代鸿肪寺正音考，《中国语文》第6期。
钱乃荣2003《上海语言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夏丐尊1935先使白话成话，载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上海启明书局。
杨福绵1995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词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中国语言学报》第5期，商
务印书馆。
杨光2004人类文明的目标与状态:语言文化的平等与多样化，在2004年国际世界语大会上的
发言，7月29日。
于长江2004方言的兴替，北京《新闻周刊》2004年30期，8月16日。
张爱玲1983《国语海上花列传•译者记》，台北《联合报•联合副刊》,10月1-2日。
赵元任1980《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02《现代汉语词典》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Bernd Kortmann 2004类型学与方言学，刘海燕译，《方言》第2期。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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