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本位”理论述闻
 
 
  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也就没有系统的语法理论，所有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跟着转。这不是坏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吕叔湘
 
  一、“字本位”理论的提出
  徐通锵1994年在《世界汉语教学》上发表了《“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和《“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明确提出了他的“字本位”汉语言观。1996年在《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上发表《加强“字”的研究，推进中国语言学的发展》，1998年在《语文研究》第3期上发表《说“字”—附论语言基本结果单位的鉴别标准基本特征和它与语言理论建设的关系》，1999年在《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上发表《“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机制》，同年在商务印书馆的《语法研究入门》中发表《“字”和汉语的语义句法》，并在《语文研究》第4期上发表《汉语的特点与语言共性的研究》，200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中发表《说“本位”——字的研究和语言理论建设》，2001年在《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上发表《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基本结构原理》，2002年在华东师大举办的“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五届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字的语法化的“阶”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对字本位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徐通锵七八年间先后对“字本位”研究的思路发表了十多篇论文进行系统地阐述，其“字本位”理论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一书中。
  “字本位” 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汉语语言学理论，从徐通锵提出到现在已经有12个年头了。该理论的提出引起了国内外语言学界、对外汉语教学界、外语教学界的关注，支持者和怀疑者都不乏其人，赞扬声和批评声也不绝于耳。该理论的支持者主要是华东师大的潘文国和复旦大学的程雨民。前者的研究成果见于《汉英语对比纲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和《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后者的研究成果见于《汉语字基语法——语素层造句的理论和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反对者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伍铁平等人。
  二、“字本位”理论的主要内容
  徐通锵认为，自《马氏文通》以来，中国语言学基本上是用“印欧语的眼光”来分析汉语，虽然它开创了语言研究的一个新时期，但是也导致了长期以来用印欧语的结构原理来观察分析汉语结构。印欧语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它的研究重点始终是语法，而汉语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它的研究重点是语义。字与词，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涉及至整个理论体系的改造，涉及东西方思维的差异和语言结构的差异，是由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而形成的不同的发展道路。徐通锵将“字”定义为：语言中有理据的最小结构单位。
  赵大明在《也谈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一文中，将徐通锵“字本位”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依据和推导过程概括为四点：
  （1）字是汉语社团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结构单位。“字”不仅是写出来的字，也是嘴里说出来的字。“字”是音义结合的语言结构单位，写出来的字是这种心理现实性的书面化。
  （2）一种语言的结构本位只能有一个，语音、语义、词汇和语法的研究都是以它为基础，不可能一个领域一个本位。字是汉语结构的本位，在结构关联中处于核心位置，是语音、语义、语法、词汇的交汇点，一切研究都得以它为基础。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其特点就是一个音节关联一个概念，形成一个“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基础性结构格局。印欧语的结构格局是：“1个词——n个音节——1个概念”。
  （3）根据汉语语言编码形、音、义三位一体和书写单位、听觉单位、结构单位三位一体的情况，推导出汉语编码的理据性原则。字有理据性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顽强的表意性。
  （4）汉语的理据性编码机制不同于印欧语的约定性编码机制。汉语的突出特点是语义，属于语义型语言；印欧语的突出特点是语法结构，属于语法型语言。语法型语言重点研究“主语——谓语”的结构和与此相联系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划分，而语义型语言的研究重点是有理据的字，突出语义、语音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而不讲主谓宾、名形动之类的语法。
  三、“字本位”理论的价值意义
  潘文国曾对“字本位”的价值意义有过精辟的论述：“正由于字本位主张的不仅仅是个语法单位或者语言研究出发点的问题，而是对一个世纪的整个语言研究体系和方法的挑战，它在论证过程中就必然面对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必然要对许多年来已成基本‘常识’的问题做出新的解释，因而我们认为这一观点的提出，对于语言研究来说，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更具有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意义，是汉语语言哲学上的一场变革。不管字本位对词本位的挑战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但这一过程本身肯定会使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入一步，使语言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更加提高一步。由于以词本位为代表的种种本位理论本质上都立足于印欧语的语法框架，唯有这一理论基本上是立足于汉语的历史和现实，这一争论也必能使普通语言学的内容因之而更加丰富，最终有助于实现多少年以来汉语学者所孜孜以求的‘对人类普遍的语言研究做出贡献’的梦想。”（《字本位与汉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最近，他在《“字本位”理论的哲学思考》一文中从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四个方面对“字本位”的价值意义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阐述。
  （1）“字本位”的认识论意义。
  “字本位”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是从《马氏文通》引进西方语言学、语法理论以来第一个真正本土化的汉语语言学理论。回顾中国百年汉语研究史，我们经常的做法是拿一个西方理论过来，换上几个汉语例子，理论体系、结构框架、描写程序等等全部是照搬西方的。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大家开始另寻出路，提出了诸如“汉语语义语法论”、“汉语韵律句法学”等等。在这些理论中，“字本位”理论是最受争议的。
  “字本位”理论不仅解决汉语自身的问题，其最终的目的是透过“字本位”这一汉语的个性去观察人类语言的共性。“字本位”理论不仅要为汉语服务，解释汉语现象，同时力求对整个人类的语言提出新的理解，从而丰富全人类的普通语言学内容。“字本位”理论的根本定位是：汉语特色的普通语言学研究，普通语言学背景下的汉语研究。
  （2）“字本位”理论的本体论意义。
  “字本位”问题的提出，是相对“词本位”而提出来的。如果没有“词本位”的问题，“字本位”的问题也就会不存在。“字本位”理论，更是对近一个世纪以来汉语研究中种种本位理论的挑战和反驳。它希望解决的不仅是就“字”论“字”问题，而是研究汉语的基础问题、全局问题，包括整个汉语的组织规律和汉语研究方法论的大问题。
  （3）“字本位”理论的价值论意义。
  “字本位”理论研究的目标是，在横向上希望建立与世界普通语言学新的对话机制，让中国语言学以其独特的身姿进入普通语言学的殿堂；在纵向上接上中国语言研究的悠久历史传统，以一种理论来贯穿古今汉语研究。“字本位”理论，不仅可解决与历史脱钩、与现实脱钩的问题，它从一开始希望解决的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有实践问题，希望找寻出一条更有效的汉语教学路子，提高全民族的语文水平，同时更有效地向全世界推广汉语。
  （4）“字本位”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汉语研究史上，提出本位问题，“字本位”理论并不是第一个。从马建忠《马氏文通》的“词本位”到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的“句本位”再到朱德熙《语法讲义》（1982）和《语法答问》（1985）的“词组本位”继而到邢福义《汉语语法学》（1996）的“小句本位”。这些本位，无一例外只是作为语法研究出发点的单位，因为与语言研究的全局并无关系，与不同的语言特色也没有关系。而“字本位”理论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存在一种基本单位或基本“粒子”，是该语言多个“平面”研究的出发点，并不局限于语法。这一基本单位，在印欧语中是“词”，在汉语中是“字”。在印欧语中，“词”是语音、语汇、语法、语义、语用等研究的交汇点；在汉语中，“字”也是语音、语汇、语法、语义、语用研究的交汇点；在古汉语中，“字”使音韵、文字、训诂、章句等研究的交汇点。牵一发而动全身，抓住了这个本位，就抓住了这种语言研究的“纲”，纲举而目张，各项研究就得以建立自身独特的体系。“字本位”研究既沟通了古今，又打通了中外，成了一种包含古今中外的理论，特别是成功解决了古今汉语研究传统的衔接问题，这是《马氏文通》以来任何汉语理论所未能解决的。
  “字本位”理论除了提出语言研究的基本单位问题，还提出了语言的“生成问题”。“字本位”理论的基础之一是刘勰的“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文心雕龙·章句》）另外，“字本位”理论还继承了语法修辞相结合的汉语研究传统，研究汉语在使用中的组织过程，这就把语言的动态研究放在了首位。潘文国将这个组织过程称为“音义互动律”。它包含：一个是由小到大的“生成论”，即“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一个是由大到小的“调控论”，即“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文心雕龙·章句》）
  四、“字本位”理论的缺漏
  尽管徐通锵的“字本位”理论对于开拓汉语研究思路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它还有不自恰、不完善的地方。它的很多观点，甚至包括立论基础都还有待于检讨。对徐通锵批评得最凶的要数伍铁平了。只要稍有纰漏，基本上是“一个也不能少”。
  纵观伍铁平对徐通锵的批判，大抵说来无外乎是：（1）质疑徐究竟懂多少种印欧语，并在此基础上以偏概全进行推论。“属印欧语系的语言有近70种，我不知道，徐懂得几种，就做出如此概括的论断。”（2）批评徐生造名词、玩新概念。这一点是和上面一点相联系的。比如“印欧语社团”、“语义型语言”和“语法型语言”。（3）认为徐行文不严谨，不少地方的论证违背了科学研究语言所应遵循的起码准则。（4）认为徐力求寻找汉语的特点、反对照搬外国语法理论，这个主观愿望是很好的。但是他走过了头，因为各民族语言之间必然是共性大于个性。（5）声称提倡“字本位”这种理论对中国语言学与世界对话没有好处。假如在“词本位”的基础上建立的“字本位”，则就应该干脆叫“词本位”。但是汉语恰恰不是词本位的语言。典型的词本位的语言应该是屈折语。在屈折语中，只要把词的形态规则讲清楚了，语法也大致上讲得差不多了。 
  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也就没有系统的语法理论，所有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跟着转。这不是坏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吕叔湘
 
  一、“字本位”理论的提出
  徐通锵1994年在《世界汉语教学》上发表了《“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和《“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明确提出了他的“字本位”汉语言观。1996年在《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上发表《加强“字”的研究，推进中国语言学的发展》，1998年在《语文研究》第3期上发表《说“字”—附论语言基本结果单位的鉴别标准基本特征和它与语言理论建设的关系》，1999年在《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上发表《“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机制》，同年在商务印书馆的《语法研究入门》中发表《“字”和汉语的语义句法》，并在《语文研究》第4期上发表《汉语的特点与语言共性的研究》，200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中发表《说“本位”——字的研究和语言理论建设》，2001年在《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上发表《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基本结构原理》，2002年在华东师大举办的“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五届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字的语法化的“阶”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对字本位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徐通锵七八年间先后对“字本位”研究的思路发表了十多篇论文进行系统地阐述，其“字本位”理论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一书中。
  “字本位” 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汉语语言学理论，从徐通锵提出到现在已经有12个年头了。该理论的提出引起了国内外语言学界、对外汉语教学界、外语教学界的关注，支持者和怀疑者都不乏其人，赞扬声和批评声也不绝于耳。该理论的支持者主要是华东师大的潘文国和复旦大学的程雨民。前者的研究成果见于《汉英语对比纲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和《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后者的研究成果见于《汉语字基语法——语素层造句的理论和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反对者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伍铁平等人。
  二、“字本位”理论的主要内容
  徐通锵认为，自《马氏文通》以来，中国语言学基本上是用“印欧语的眼光”来分析汉语，虽然它开创了语言研究的一个新时期，但是也导致了长期以来用印欧语的结构原理来观察分析汉语结构。印欧语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它的研究重点始终是语法，而汉语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它的研究重点是语义。字与词，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涉及至整个理论体系的改造，涉及东西方思维的差异和语言结构的差异，是由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而形成的不同的发展道路。徐通锵将“字”定义为：语言中有理据的最小结构单位。
  赵大明在《也谈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一文中，将徐通锵“字本位”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依据和推导过程概括为四点：
  （1）字是汉语社团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结构单位。“字”不仅是写出来的字，也是嘴里说出来的字。“字”是音义结合的语言结构单位，写出来的字是这种心理现实性的书面化。
  （2）一种语言的结构本位只能有一个，语音、语义、词汇和语法的研究都是以它为基础，不可能一个领域一个本位。字是汉语结构的本位，在结构关联中处于核心位置，是语音、语义、语法、词汇的交汇点，一切研究都得以它为基础。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其特点就是一个音节关联一个概念，形成一个“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基础性结构格局。印欧语的结构格局是：“1个词——n个音节——1个概念”。
  （3）根据汉语语言编码形、音、义三位一体和书写单位、听觉单位、结构单位三位一体的情况，推导出汉语编码的理据性原则。字有理据性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顽强的表意性。
  （4）汉语的理据性编码机制不同于印欧语的约定性编码机制。汉语的突出特点是语义，属于语义型语言；印欧语的突出特点是语法结构，属于语法型语言。语法型语言重点研究“主语——谓语”的结构和与此相联系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划分，而语义型语言的研究重点是有理据的字，突出语义、语音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而不讲主谓宾、名形动之类的语法。
  三、“字本位”理论的价值意义
  潘文国曾对“字本位”的价值意义有过精辟的论述：“正由于字本位主张的不仅仅是个语法单位或者语言研究出发点的问题，而是对一个世纪的整个语言研究体系和方法的挑战，它在论证过程中就必然面对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必然要对许多年来已成基本‘常识’的问题做出新的解释，因而我们认为这一观点的提出，对于语言研究来说，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更具有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意义，是汉语语言哲学上的一场变革。不管字本位对词本位的挑战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但这一过程本身肯定会使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入一步，使语言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更加提高一步。由于以词本位为代表的种种本位理论本质上都立足于印欧语的语法框架，唯有这一理论基本上是立足于汉语的历史和现实，这一争论也必能使普通语言学的内容因之而更加丰富，最终有助于实现多少年以来汉语学者所孜孜以求的‘对人类普遍的语言研究做出贡献’的梦想。”（《字本位与汉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最近，他在《“字本位”理论的哲学思考》一文中从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四个方面对“字本位”的价值意义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阐述。
  （1）“字本位”的认识论意义。
  “字本位”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是从《马氏文通》引进西方语言学、语法理论以来第一个真正本土化的汉语语言学理论。回顾中国百年汉语研究史，我们经常的做法是拿一个西方理论过来，换上几个汉语例子，理论体系、结构框架、描写程序等等全部是照搬西方的。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大家开始另寻出路，提出了诸如“汉语语义语法论”、“汉语韵律句法学”等等。在这些理论中，“字本位”理论是最受争议的。
  “字本位”理论不仅解决汉语自身的问题，其最终的目的是透过“字本位”这一汉语的个性去观察人类语言的共性。“字本位”理论不仅要为汉语服务，解释汉语现象，同时力求对整个人类的语言提出新的理解，从而丰富全人类的普通语言学内容。“字本位”理论的根本定位是：汉语特色的普通语言学研究，普通语言学背景下的汉语研究。
  （2）“字本位”理论的本体论意义。
  “字本位”问题的提出，是相对“词本位”而提出来的。如果没有“词本位”的问题，“字本位”的问题也就会不存在。“字本位”理论，更是对近一个世纪以来汉语研究中种种本位理论的挑战和反驳。它希望解决的不仅是就“字”论“字”问题，而是研究汉语的基础问题、全局问题，包括整个汉语的组织规律和汉语研究方法论的大问题。
  （3）“字本位”理论的价值论意义。
  “字本位”理论研究的目标是，在横向上希望建立与世界普通语言学新的对话机制，让中国语言学以其独特的身姿进入普通语言学的殿堂；在纵向上接上中国语言研究的悠久历史传统，以一种理论来贯穿古今汉语研究。“字本位”理论，不仅可解决与历史脱钩、与现实脱钩的问题，它从一开始希望解决的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有实践问题，希望找寻出一条更有效的汉语教学路子，提高全民族的语文水平，同时更有效地向全世界推广汉语。
  （4）“字本位”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汉语研究史上，提出本位问题，“字本位”理论并不是第一个。从马建忠《马氏文通》的“词本位”到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的“句本位”再到朱德熙《语法讲义》（1982）和《语法答问》（1985）的“词组本位”继而到邢福义《汉语语法学》（1996）的“小句本位”。这些本位，无一例外只是作为语法研究出发点的单位，因为与语言研究的全局并无关系，与不同的语言特色也没有关系。而“字本位”理论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存在一种基本单位或基本“粒子”，是该语言多个“平面”研究的出发点，并不局限于语法。这一基本单位，在印欧语中是“词”，在汉语中是“字”。在印欧语中，“词”是语音、语汇、语法、语义、语用等研究的交汇点；在汉语中，“字”也是语音、语汇、语法、语义、语用研究的交汇点；在古汉语中，“字”使音韵、文字、训诂、章句等研究的交汇点。牵一发而动全身，抓住了这个本位，就抓住了这种语言研究的“纲”，纲举而目张，各项研究就得以建立自身独特的体系。“字本位”研究既沟通了古今，又打通了中外，成了一种包含古今中外的理论，特别是成功解决了古今汉语研究传统的衔接问题，这是《马氏文通》以来任何汉语理论所未能解决的。
  “字本位”理论除了提出语言研究的基本单位问题，还提出了语言的“生成问题”。“字本位”理论的基础之一是刘勰的“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文心雕龙·章句》）另外，“字本位”理论还继承了语法修辞相结合的汉语研究传统，研究汉语在使用中的组织过程，这就把语言的动态研究放在了首位。潘文国将这个组织过程称为“音义互动律”。它包含：一个是由小到大的“生成论”，即“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一个是由大到小的“调控论”，即“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文心雕龙·章句》）
  四、“字本位”理论的缺漏
  尽管徐通锵的“字本位”理论对于开拓汉语研究思路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它还有不自恰、不完善的地方。它的很多观点，甚至包括立论基础都还有待于检讨。对徐通锵批评得最凶的要数伍铁平了。只要稍有纰漏，基本上是“一个也不能少”。
  纵观伍铁平对徐通锵的批判，大抵说来无外乎是：（1）质疑徐究竟懂多少种印欧语，并在此基础上以偏概全进行推论。“属印欧语系的语言有近70种，我不知道，徐懂得几种，就做出如此概括的论断。”（2）批评徐生造名词、玩新概念。这一点是和上面一点相联系的。比如“印欧语社团”、“语义型语言”和“语法型语言”。（3）认为徐行文不严谨，不少地方的论证违背了科学研究语言所应遵循的起码准则。（4）认为徐力求寻找汉语的特点、反对照搬外国语法理论，这个主观愿望是很好的。但是他走过了头，因为各民族语言之间必然是共性大于个性。（5）声称提倡“字本位”这种理论对中国语言学与世界对话没有好处。假如在“词本位”的基础上建立的“字本位”，则就应该干脆叫“词本位”。但是汉语恰恰不是词本位的语言。典型的词本位的语言应该是屈折语。在屈折语中，只要把词的形态规则讲清楚了，语法也大致上讲得差不多了。

转贴】师者如斯，逝者如斯（陈卫恒）

师者如斯，逝者如斯

北京语言大学  陈卫恒

　　师者如斯，逝者如斯。
　　作为师者，徐师话语，平实质朴，最叫人怀念的是那份来得自自然然、又不失幽默的“干巴”！ 寥寥数语，淡如白水，却自耐人寻味。
　　作为逝者，热爱生命、与恶疾抗争至最后一刻，眷恋工作、学问、亲友，关心、询问至最后一息，这就是最后日子里我所看到的、听到的、触摸到的爱师——徐通锵先生。
   
　　吾爱真理，尤爱吾师。
　　在我看来，不爱老师的人，是无法逼近真理的。只有爱老师，才能与老师同品逼近真理进程的辛酸；也只有爱老师，才能宽容、理解甚至超越老师前进途中的挫折与不足，并与老师一同展望未来的工作。
　　最近北大中文，连遭不幸。我的语言学课，每每要从“让我们为我们敬爱的某先生的逝世默哀一分钟”开始，并介绍有关先生的生平和贡献。每逢此时，年轻的学子们，或肃然、或潸然。从他们认真的眼神中，我体会到了什么是薪火传承，或师生之间薪火传承的是什么。那是，一种精神，一种动力，一种单靠书本学习所无法完全获取的力量。它让人温暖，让人百折不挠；让人乐于、敢于、而且善于把这枯燥乏味的语言学的牢底坐穿，并品尝到其甘美如饴的另一面。课后，我的学生常常会自发地去参加有关先生的追悼会、去读他们有关的书。学生们说，他们在注目大师遗像的刹那间，在重温先生文字和人生轨迹的当儿，不知不觉中逼近了、理解了，甚至内化着一个不但可望而且可即的魂灵。
　　但是，我不能接受又不得不接受的是，今天这节课，我要宣读的，竟是我的徐师。正如，我不曾、不愿为人写祭文，而一写就必是自己最亲最爱的人一样。尴尬和责任同在。
　　
　　忝列徐师门墙，是我一生的荣幸。
　　在我求学的过程中，有多位让我感激不已的徐先生。学友们常开玩笑地说，看来，你和“徐老师”似是前生注定多少缘啊。从通锵师处，我尤其受益匪浅之处在于以下两点：
    一、 理论研究要脚踏实地，以语言材料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徐师常说，理论不能“空对空”，一切要从语言事实出发。我若提出什么想法，徐师最经常的一句话，就是：“材料呢？” 
这看似“泼冷水”的一句话，时时提醒我做学问要脚踏实地，不能闭门造车；要走出去进行语言事实的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二、 理论研究不能陷于材料，要追求高度的概括和抽象。我为写论文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但当我把调查材料呈给徐师，徐师简单看后第一句话就是：“理论呢？” 当时，我一下子没弄明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我才明白，虽然我的每份调查都有具体的描写和具体的结论。但是，徐师认为，语言理论研究，不能满足于就事论事，要高屋建瓴、要上升到足够的理论高度。“一以贯之，一条红线，牵一发而动全身，抓住一点、控制一片”，这些都是徐老师言谈和著作中常用的词语。
　　在我理解，字本位理论正是这样一种理论，一种理论与材料相结合的理论。一种基于汉语言事实，又有足够的理论抽象，兼顾汉语特色、语言类型和共性的语言理论。它强调语言各个层面的关联，针对的是音义关系的核心问题，是约定背后的理据。音义始终相伴相随的兄弟。鲍林杰说，“为什么语音单位到音节为止，最好的理由是：任何更高的层次都必然与讲话人对其语言的意义和结构的知识有关。无意义的音节（即自己不能独立成为词或词缀的音节）是很普遍的。”（见D.L.Bolinger《语言要略》方立、李燕姝等译）。可是，这适合解释印欧语，但不适合汉语。对于汉语而言，音节不仅是一级音系单位，也必是一级意义单位；而对于印欧语音节则是一级纯音系单位（参见R.L.Trask，1996，A Dict.of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词条syllable）。徐师认为，这一关联编码学则的不同，决定了汉语同印欧语言诸多方面的根本不同。有人说，徐师不是语音学家，又是语音学家；不是语法学家，又是语法学家，徐师处在两者的接口上。这话有它的道理。
　　当然，这也是一种很dull的“干巴”至极的理论。提出理论的一步一步，几多沉重，几多艰辛。从徐师的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出不断在“反思”中进步、升华的徐师；在宁波、晋南的土地上，还依稀可见徐师脚踏实地的身影。中国的理论语言学，正是在这种执著不已的“干巴“中，扎实的前进着，并越来越多地有了“迎头赶上”的勇气和实力。而作为我们的领航人之一的徐师，则且行且远，在遥远的星空关注着、关心着我们未来要走的每一步，影响着每一位已走入或要走入语言学殿堂的学人。
    让我们衷心祝愿徐师：一路走好！

什么是理论？一个简单的说法是，理论是对现象的概括。概括就意味着把表面不同的现象，通过发现其中的共性，把它们
统一起来。也可以说，理论就是在似乎无关的现象之间建立相关性。建立相关性的一个前提发现共同点。

好像是牛顿说过的吧，“在不同的现象中发现共同点，可以发现新规律；在相同的现象中发现不同点，可以建立新的研究领域”
（具体词语记不得了，请知道的网友提供线索）。
发现新规律是一种理论研究，而仅仅发现新领域，如果没有找到新规律（新的共性），那还不是理论研究。

我们发现的任何新现象，总跟旧现象会有所不同。很明显，发现新现象本身不是理论研究。

我觉得，区分发现新现象和发现新规律，是很重要的。沈家煊先生说过，外语学界许多人把引进介绍外国理论作为理论研究，
但其实引进不是研究。引进的理论对于国内理论界，当然是新的，但仅仅“新”不足以构成理论研究。同样，我觉得，许多人
把发现新现象误解为理论研究，也是对理论的一种误解形式。

作为一种书写符号，汉字当然很不同于拼音文字。但是要建立文字学或语言学的新理论，就要在汉字和拼音文字之间找到一些共性，
这些共性是阅读理解所必须的，也就是要找到文字发挥其功能的共同机制原理。

我想再次强调，“所谓个性，不过是共性的不同具体落实形式而已”。

所谓个性，不过是共性的不同具体落实形式而已
——评析
个性与共性的关系，绝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仅仅是一方面，或者分析事物的一个角度而已。
个性与共性对立统一，内涵太丰富了。现在的语言类型学研究，是过分注重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个方面了。
个性是共性的表现形式，但有时候，个性的差异太大了，共性的约束力太弱了。
譬如   
        太阳是星球
        地球是星球
        月球是星球
      ——有时候，找太阳、地球、月球的共性，有意义；但是，有时候，没有意义，这时候共性的影响力趋向于零。
所以，共性与个性的研究，同样有一个范围，绝不是万能的。

如果用 共性与个性 的观点 来看待 字本位语法呢？
字本位观是侧重于发掘语言个性的，起点是个性，归宿也是个性，共性不过是分析个性的工具，甚至可以撇开共性而只管共性。
当那么多的新的可能性一一揭示出来，呈现出来，显示出另一条可能的分析语言、分析语法的道路，我但是是震撼、欣喜，尽管仍然有点怀疑。

同一条牛，各有各的杀法，为什么一定要固守一种方法呢？历来，专政者是下场悲惨的。

文人，要海纳百川，不要文人相轻。就是争鸣，也要锁定于学说范围，反对攻击人格。

毕竟，陆老师的直系成分分析法与徐老师的字本位分析法，同样开启了我们的第三只眼睛。

——补记：就是牛顿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有个范围，当处于真空状态，或者黑洞状态时，它们无能为力。更何况语言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主观表达客观。

楼上方先生对徐先生的尊崇，如果是徐先生的学生，很容易理解。尊师在中国已经作为一种道德现象了（道德的问题可以另外讨论）。

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尤其是作为科学研究，不应该事先设立研究者的立场。除非有人要将学术政治化，而学术政治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学术的死亡。中国当今社会的“立场”观念害死人了！

学术研究没有立场，学术研究只有追究真相，研究者的责任仅仅在于揭示真相。有言道，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真相），我希望我们都以此来勉励自己。

当中国语言学界所有人放弃所谓的立场，回归到追究真相上来，中国语言学界将会真正繁荣起来。不囿门户之见百家齐放的局面才会出现。

照你这么说,科学上就不充许出现不同的派了,难怪中国的语言界只有学家,没有学派!然而外国的语言界却是学派林立,反差何其明显也!

杨小文上次给我说的情况来看，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就是很简单，陆丙甫说得不是太简单了，而是仍然有些复杂。
共性就是相同部分，个性就是不同部分。

理论的本质就是具有共性 这个命题有问题，应该是理论的本质之一就鉴别共性和个性，理论还有鉴别关系的本质。要说共性应该是理论的基础。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科学就没有学派。为什么语言学有这么多的学派？
真理只有一个，但是追求真理的道路却有很多条。这说明语言学还在半路上。总体来将语言学还不是很成熟的科学，至少不能和物理化学这些很成熟的科学比。
只要不能基本上消灭别的学派，就不能说自己的是成熟的科学。

我以为，目前时下的大中国，学者们缺少的正是根本的立场，特别是允许各种立场存在的“包容”、“理解”立场。这才是中国语言学的繁荣。
字本位，并不缺少从立场坚决、顽固的批评者，缺少的从验证、甚至怀疑的角度出发踏踏实实想见由此工作假设出发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并探讨是否有在不推翻工作假说而获得解决的可能。字本位理论，这些工作才刚刚展开。

理论研究本没有对错，只有高下之分。但是很多批评徐理论都主观上实现确定徐是错的。伍先生挑出的很多所谓的问题，包括例子、翻译问题，也都不具有否定汉语作为单音节语的根本特点，以及由此特点出发语言理论探索。

单音节语区别于多音节语的语法特点到底是什么？大家似乎觉得早已讲清楚了，然而只是似乎。假如汉语的这个特点不能被否认，那么我们作为语言工作者，现在讨论的问题不是徐从此出发犯了多少错误，而是如何确定是错误，或者如何纠正这些错误，得出更多正确的结论。



金先生说，我们不要先设立场，但工作假说还是应该要的。关键是从一个立场出发认真地走一遍的人。
金先生说，我们要以求真为本，尊师为次，但前提是我们得有真假的判别力。如果我们从质疑的角度出发，暂时接受老师工作假说，认真地论证一遍，然后真地发现需要放弃，那时再放弃也不迟。可是，目前有谁真真地这样走了一遭。金老师没有，伍也没有。特别是伍心中的成见实在太多，全是语录性的。这些成见，徐当初在早期也都是同意的；敢于放弃，可以清楚地说明，谁没有成见；谁在创新，谁自然会面对很多困难。

从这个角度来看，伍的“学术批评”本身如果不是过去“批判”遗风的延续，也的确是一种创新的表现。学术界需要正常的批评，只有不是火药味太足的，对人不对事、理的，文人相轻式的，街头吵架式的“批判”。

而且，批评的最佳境界是自我批评，徐敢于放弃前说，另起炉灶，自我批评勇气可嘉。哪位老师，写过我错了的话？仿佛一直是对的，而且要对下去。


王士元的词扩论，如果当初是在中国提出，也没人会当它是一种理论。我们中的很多人，会说没什么新意，该讲的前人都讲过了。
中国不缺什么抱有成见人，也不缺反对成见的人，缺的是在无法做到交流的时候各做各的、坚持到底的平心静气的勇气。

看了各位的批评意见，如果徐还活着，可能依然会不做任何回答。
这些问题徐可能都曾想见过，1991的徐和1997的徐，夜以继日，不知道吵过多少次架？

各位批评人士，但凡能想到这一点，也许批评的火药味可以淡一些？

此句逻辑不通。为什么是汉字，就没有价值呢？如果被伍老师抓住了，那可是硬伤。

不能以是否有利于和外界对话，来判别一个理论的高下。独立自主，是基础。对话不对话，是后话。
理论开始，常常主要需要各做各的。老乔当初叶没有想着和中国对话。

有哪些汉语或语言学疑难问题在字本位框架下得到了更好的解决？

如果有这样的成果，自然能够服人。

元任先生才是字本位的开创元勋，各位为什么不直接批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