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ristopher I.Beckwith的新书一定很有意思，可是我没法看到，对其中的内容也无法作全面的评价。只是根据你的帖子中提到的内容，提一些看法。

　　一、你最好看一下吴世畯的《从古代韩国汉字音看上古汉语阴声字具辅音韵尾说》，他所提出的证据，只能认为古韩语的“水”是带-r或-l尾的。

　　1、“水”在同族语中带-r，如蒙古语mōren，Buriat语murə、Kitan语muri。

　　2、《鸡林记事》：“水曰没”，“没”在韩语中带-l尾。

　　3、《三国史记》：“德水县，本高句丽德勿县”，“水”与“勿”假借，“勿”韩语中带-l尾。

　　二、此书认为高句丽语已经发生了*-r>*-y的音变，主要的根据就是它们对应的日语中是-i。其论述前提是日语中没有-r或-l。但是日本文献中没有-r或-l，并不能就此说明原始日语就没有。既然韩语中的“水”是mir之类的音，与古日语*mi（水）同源，那么只能认为带-l的是更古老的形式，语言的普遍现象告诉我们，有-l>-j，而没有-j>-l。所以古日语*mi（水）来自原始日语*mir（水）。我们还可以举另一个例子说明，原始日语可能有流音韵尾。

　　日语中的“火”是hi<pi，韩语是pɯl，我认为它们是有语源关系的。“火”的这个形式在东亚语区分布广泛。侗语pui¹，拉珈语puːi¹。其他各侗台语的声母大部为f-，如武鸣壮语fei¹、布依语fi¹、西双版纳傣语fǎi²、泰语fai²。f-当来自p-之类的音。在南岛语中Batak语的“火”为qapuj，Itbayaten语为hapuj（eid1 971）印度尼西亚语为*ʔapuj（Benedict 1944）apui_），词根显然是puj。根据我的看法，这些语言中的-uji当来自-ul。与其他南岛语的-uj相对应，邹语为puzu，zu更可能来自-l尾而不是-j尾。上古汉语“火”有两个读音，微部一读(见《诗·七月》)我拟作qphɯl>qhɯl>MC.hiɨi，还留存于一些南方方言。可比较同根词 “焚”*bɯr、“燔”*bar、“㶿”*bɯɯt。南亚语中的“火”主要有两类，一类借自汉语歌韵的“火”，如布朗语ŋual。还有一类就是我们讨论的这个词，可能是更古老的形式，如克木语的prɯa<prɯ。

　　三、“古朝鲜人用汉字记录似乎不会早到先秦”，有什么证据吗？早在殷周箕子走之朝鲜，燕人卫满建立了卫满朝鲜。试想，已经有文字的汉人到朝鲜的时候，他们怎么不会用声音比较接近的汉字来记录当时的朝鲜音呢？这些早期记录，被古代的朝鲜人所沿用有什么奇怪吗？再说，我们也不能因为汉代中原地区-l尾已经变作-j尾，就断定全国各地方言的-l尾都已经不存在了。

  多谢潘老师的指正。关于吴世畯先生的论文，一时无法看到，对古韩语的问题更是毫无所知，有些地方难免犯一些可笑的错误。
  如果我的理解不误，我们现在对古代朝鲜汉字音的了解主要根据的是同一地名在不同时代用不同汉字记录时音读与义读（投射到古朝鲜语）或早期音读与晚期音读的对应关系。对音的时代越确定、两边语言的历史越清楚，对音韵学的价值就越大，所以我们不妨先假设朝鲜的古地名是同一时期记录下来的，看在汉语史上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时期与之对应。其中最明显的分期特征莫过于a的对应，除了麻韵外，早期的译名一般用模韵（[浮]屠、伊[蒲]塞、[乌]弋山离...），东汉佛经则用歌韵（优[婆]塞、阿、罗、那、多、和...），而高句丽语的地名似乎也是用歌韵的（波、左、罗、火），这是否说明作为一个系统它的上限是东汉？当然，我不能完全否认有些地名用字可能早到先秦（说有易，说无难），但这种情况我以为不会太多，因为从中国本身的出土文献看，我的印象是战国时代的地名用字和传世文献中记录下来的很不一致，我不知道朝鲜的古地名是否有出土文献记录的验证？我很怀疑后人（相对于先秦）不会改用更符合当时读音的汉字来记录。Chiristopher I.Beckwith在该书中甚至认为这些高句丽的地名是后来的新罗人用汉字记录他们所了解的高句丽的读音，我无法判别他的说法是否成立，但确实有些汉字音似乎是后期的（已经接近朝鲜汉字音了），所以古地名及其反映的汉字音可能都是层垒的，而要进行分层研究恐怕也要借助出土文献的断代才行。
  以上一点浅见，权作抛砖引玉。

江西有的地方的话，把用毒药毒死人或动物的动作称作lo（阳去）。

读广韵发现有一条，痨，效摄郎到切，说文曰朝鲜谓饮药毒曰痨。不知道今天韩语是否还有这个词。如果有，似乎是一条很好的证据。

记得读到过几条南方方言的类似材料。可惜没有注意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