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切韵》性质和音系基础的讨论
潘悟云（以下简称“潘”）：中古音的研究自高本汉以后，经过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王力、陆志韦、李荣、邵荣芬等语言学家的修正，总体格局已定，但是还有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好，一直在争论不休。我们希望通过本讨论组的讨论，对这些问题达到一致性的认识。有些问题虽然达不成一致，也要很明确地罗列几家的观点以及他们的理由。
潘：我觉得第一个应该讨论的问题是《切韵》的性质及其音系基础。
这个问题自从陈寅恪以后，经过多次讨论，周祖谟的文章是终结性的，但是此后，好像还是有许多人提出讨论。例如，潘文国前几年在《古汉语研究》上又发表文章，说明《切韵》的综合性质，以维护他的老师史存直的观点。以后，杨剑桥发表了文章作答。如果《切韵》真的是史存直所说的，是古今南北音的大杂烩，那么整个音韵学的研究格局显然就要推倒重来，就不能像高本汉、陆志韦、李荣、邵荣芬那样去作构拟，而是要对《切韵》中各个音类作细细剖分，辨明哪些音来自哪些方言，哪些来自比《切韵》更早年代的音。
这里首先要理清一个概念。对《切韵》性质的讨论最好不要说是综合质或单一性质，而是讨论有没有一个音系基础。我在自己的《汉语历史音韵学》中认为《切韵》属于单一性质，这样说不科学，所以会有潘文国的反驳。其实我的意思是《切韵》是根据一个基础音系整理的，这个基础音系就是六世纪前后流行于金陵洛下一带的书音系统。
各种语言都处在互相影响之下，所以都会混有其他语言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有综合的性质。如英语就有法语的成分，但是英语显然有自己的基础音系，否则也就无法讨论英语的语音系统了。普通话中有吴语、西南官话、满语的借用成分，但是普通话有自己的音系。史存直实际上并不是指这种意义上的综合，而是指《切韵》不存在自己的基础音系。
我的观点很明确：《切韵》有它的基础音系，所以能够对它施用历史比较法进行构拟。
当然，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进一步的问题是：《诗经》的方言是不是《切韵》的母语，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能不能从《切韵》上推上古汉语。《中原音韵》与《切韵》有没有直接的历史关系，从《切韵》下推近代音有没有逻辑上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近代汉语的标准语是南京音还是中原音。
因为杨剑桥兄写过专论，杨兄可以先摆一下你的观点。
麦耘（以下简称“麦”）：综合音系论者常引用一句话来作为他们的“文史语言学”的证据，就是《切韵序》的“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所谓"南北古今大综合"之说，盖源于此。但细味此语，知陆氏于“是非”、“通塞”有自己的取舍，取其以为是者通者，而弃其以为非者塞者，怎么会是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一起大综合呢？所以这个证据，应该先排除掉。
杨剑桥（以下简称“杨”）： 2002年潘文国在《古汉语研究》第4期上发文批评潘悟云，顺带把我也捎上了。我随即作了回应，虽然文章拖到2004 年第2期才刊出，但是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当时我很希望讨论能继续下去，可惜后来一直没看到潘文国先生就此再发文章，同时，好像也没看到其他持“杂凑”说、持“音同韵异”说的学者发表有关文章。
我觉得，我在2004 年的文章中虽然没有提出什么关于《切韵》性质的新的证据，不过其中提到的轻重唇音分化、重纽、反切和二等韵等等判别方法至今依然有效，依然是“杂凑”说、持“音同韵异”说的不可逾越的障碍。2002年我在韩国教书，有个韩国女生说她的汉字姓名是“朴延康”，但是学校名单上她的姓名的韩国字音是pak ion kiong（因未使用国际音标，这里韩国的字音是不准的，下同），我当时就说：“你的汉字姓名有点儿问题，最后一个字不对。”第二次上课她来了，说问了家里大人，才知道不是“康”而是“庚”。我一看，“庚”二等韵，正符合郑张和潘悟云关于二等字介音的说法，于是确认了她的汉字姓名。当时我为什么敢于说这个女生的汉字姓名有问题？为什么后来又确认了“庚”字？还不是根据《切韵》系统吗？如果《切韵》是各种方言的杂凑，我敢这么肯定吗？
我2004年的文章还按照潘文国的方法，做了综合几个方言（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进行分韵的实验，结果证明是没有可操作性的。所以我还是相信读书音说。
那么《切韵》有没有综合的成分呢？今年我又来韩国，发现有一些韩国汉字音读音较奇怪，比如“港”读hang、“扩”读 huak、“炯”读hiong，这几个字在汉语都是见母或溪母，于是查《广韵》，一查才知道《广韵》这几个字都有匣母异读，并不奇怪。对这几个字音，韩国有学者解释说，是见母溪母到了韩国以后有一个变读为h音的规律。实际上这恐怕不可信，根据《广韵》，这几个字本来就有这个读音。在韩国汉字音中“革”也读hiok ，但是《广韵》没有匣母异读，我想可能是《切韵》、《广韵》失收了吧。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异读是不是当时的读书音？我觉得这些应该是《切韵》收录的方音，目的是“示传闻见”。何以见得呢？这要说到我最近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就是在多种“诗话”中都有人批评诗人用了俗音，比如“思”、“作”用作去声，其实《广韵》中这两个字都收有去声异读。要说“诗话”作者不知《广韵》显然不可能，但他们还是批评，可见在他们心目中“思”、“作”读去声并不是读书音，这样反过来证明《切韵》、《广韵》中的许多异读是方音，这就是《切韵》当中的综合成分。
当然《切韵》收录方音，它是折合成自己音系再收的。其实少数突破本音系的音也无关大局，比如北京音系原来并没有kha 音，由于引进外来语“卡车”，也就有了kha音，但这是北京音系允许的，不妨碍整个格局。我想《切韵》也是这样。
黄笑山（以下简称“黄”）寄来论文《〈切韻〉韻目小註“同”与“別”》
〈切韻〉韻目小註“同”与“別”
施向东（以下简称“施”）：关于《切韵》性质问题：
1．《切韵序》是值得重视的重要文献。《序》说：“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这两句道出了《切韵》与诗歌押韵的区别。有的学者以诗人押韵的韵脚为依据，批评《切韵》分韵苛细，强生出现实语言中不存在的区别。这混淆了两件事：韵和韵母。韵是诗歌押韵的基础，但是韵只管到元音和韵尾，不管韵头，所以不但麻韵三类“斜ia/家a/花wa”可以押韵（杜牧《山行》/刘禹锡《乌衣巷》），东韵两类“红ung/风中iung” 可以押韵（杜牧《江南春》），连唐韵、阳韵“光wang/霜乡iang”（李白《静夜思》）也可以押韵、侯韵、尤韵“楼ou/浮舟流iou” 也可以押韵、登韵、蒸韵“蒸陵i?ng/增灯?ng”（杜甫《寄刘峡州》）也可以押韵。如果依押韵，阳唐、尤侯、蒸登都应当合为一韵的。但是好像没有哪一本《切韵》之前的韵书是把蒸登合为一韵的。
押韵还有一桩，就是不同韵的字，听着差不多，常常也可以押韵，不一定要同韵的。在科举功令之前，之外，不按韵押韵的事情多着呢。《诗经》里合韵的事就很多，唐朝与科举无关的古风、宋朝与科举无关的词，都是那样的。直到今天仍然这样：“红东ung/升?ng/星ing”照样押韵。俞敏先生还举过普希金押韵的例子，外国人也是这样的。这是文学艺术和语言学的差异，不能拿文学上的押韵来做韵部分合的确证的。
2．还有两件事也被混淆了，就是《切韵》与字书音注的区别。《说文》是没有音注的，只有谐声读若之类，也是大概齐的，后来吕忱《字林》有音注，其精确性大约不会超过其兄弟吕静《韵集》，再后来顾野王的《玉篇》，反切有进步，还是没有达到《切韵》的水平。因为《玉篇》是字书，主要任务是解字释义。《玉篇》所用反切，是有所依据，还是顾氏自制，似乎没有明文。但是顾氏审音水平，一定不会超过颜之推等8人。颜氏有《音辞篇》在，萧该、卢思道、薛道衡与颜氏等有诗文在，这是可以断言的。而《切韵》是韵书，但是陆法言不满足于只做一本押韵的工具书，自诩是“知音”，要“剖析毫厘，分别黍累”，是以语音分析的精确为己任的。拿《玉篇》以及《万象名义》来证明《切韵》是杂凑，而《玉篇》以及《万象名义》是单一音系，也还是理由不足。
3．如果要比较，拿颜师古《汉书音注》来比《切韵》，我认为还比较近情理。颜氏子孙，从小在发音上受到颜之推的督正，此事见于《颜氏家训·音辞篇》。颜氏子孙受到的是说话的发音训练，可不是编韵书，所以他的反切所表现的语音系统一定是可以宣诸唇吻的。《经典释文》中陆德明认可的正音，也是可资比较的一种语音资料。这三种材料比较的结果是大同小异的，可见宣称《切韵》杂凑的人，其理由、其证据实在不足一驳。
4．说《切韵》是杂凑，是没有现实语音基础，是不能宣诸唇吻的，最主要的根据是《切韵序》中“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一语和韵目下依某某分的小注。这里有一个极大的漏洞，那就是他们完全把声母忘记了。陆法言要“捃选精切，除却疏缓”，不仅注意韵母，同时也注意声母。《切韵序》中批评：“支脂鱼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这里“切”和“韵”对举，是指声母。“先s仙sj”三四等不同，“尤?j侯?”一三等不同。如果《切韵》遵循“从分不从合”的原则，那么在声母的问题上，依古音和方音，不少字的读音分歧也还很多，但是《切韵》是有取舍的。《颜氏家训·音辞篇》“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为兄侯。然则兄当音所荣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语之不可用者。” “搜，兄侯反”和“兄，所荣反”的音，均不见于《切韵》。《经典释文》中的许多异读，《切韵》也不收。可见《切韵》是有自己的审音标准的，不是一味地求分求异的。唐初轻唇音已见端倪，《切韵》如果真是从分不从合，则一定要把唇音分作两类的，但是事实上它没有。
5．结论：《切韵》的审音是有一个实际存在的可以宣诸唇吻的语言系统为标准的。这个音系当是彼时的文学语言音系，而这个音系也不是凭空的，他是有现实语言为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中原正音。我在《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中曾说：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切韵》把魂痕两韵分开，《王三》在魂韵韵目下注：“吕阳夏侯与痕同，今别”，慁韵韵目下注：“吕李与恨同，今并别”，不象别的韵目下凡有分别必有“依某某”。《切韵》根据什么来分别魂痕两韵呢？玄奘译音表明，中原方音魂痕两韵元音不同，这正是《切韵》分别两韵的方言基础。
《切韵》以中原正音为基础，构建了一个规范的音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继秦始皇以后的第二次语言规范，后来唐代的正字运动也是这一规范化的余绪。若是《切韵》乃非驴非马的杂凑物，该怎么解释它在当时就被人们普遍接受，迅速淘汰了六朝蜂出的韵书，几乎人手一册（见王国维《观堂集林》）而且一次又一次地被改编？
补充：
1、江永批评顾炎武“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我们今天很多学者在做的工作，归纳某朝某诗人的韵脚，系联某书的反切，都可以归结为“考古之功”，而萧、颜等8人在陆家做的工作乃是“审音之功”。仅仅拿“考古”作依据来批评“审音”，是不合理的。诗人可以是音韵学家，也可以不是。诗歌的韵脚可以严格地合于韵部，也可以宽松地求一个大致和谐。一个宽松的诗人做的诗，可以抹杀很多韵部的区别。一个蹩脚的学者做的反切，也可以抹杀很多声类、韵类的区别。所以，历史上存在过的韵脚和反切的价值，是不能等量齐观的。萧、颜和陆法言的工作，不仅仅是韵部的分合，而是以音韵学家的眼光来审音，所谓“捃选精切，除却疏缓”、“剖析毫厘，分别黍累”是也。
2、一个人不能发出几百个不同的韵母来，这一看法是否认《切韵》音系是现实的音系的主要论据。但是这完全是站不脚的论据。人的口耳具有不可思议的潜在分辨能力，这种能力是不是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完全看是不是需要。单音节为主的古汉语，靠不同的声韵调区别意义，是语言交际的需要。词汇双音节化减轻了声韵调别义的负担，所以声母和韵母简化，但是我们决不能以今律古，以为古人也不能区分那么多的不同音类。一个染色师可以分辨几百种颜色，一个品酒师可以分辨上千种味道，常人做不到，是因为他们没有这种职业需要。广州人可以分辨9种不同的声调，在北京人似乎也不可思议。我们知道，汉藏语系中有很多语言，声韵母系统都极其复杂，藏文所代表的古藏语，有222个声母，韵母90个，其复杂程度真是令我们吃惊。我们与其惊异于他们的辨音能力，自愧弗如，不如认真反思，现代操普通话者为什么会享受那么简单的一个音系。
尉迟治平（以下简称“尉迟”）寄来两篇论文切韵性质的新认识 与隋唐五代语音史研究材料
其中一篇是他2000年一个课题结题报告中与《切韵》性质相关的部分，国家社科司转来的专家审阅意见意思说《切韵》音系是综合音系，是定论和共识，希望他考虑修改。
潘：看到尉迟治平的邮件，使我大吃一惊，国家社科司转来的专家审阅意见竟然说《切韵》音系是综合音系，是定论和共识，希望他考虑修改。
什么是共识？共识只能是高本汉、李方桂、赵元任、陆志韦、周祖谟、李荣、邵荣芬、蒲立本、郑张尚芳这些人的共识。这些人对《切韵》的认识虽然都有一定的分歧，但是有一点都是共同的，就是他们都认为《切韵》根据于一个基础音系。如果没有这一条，他们所作的所有构拟都是胡来，都是无根之木，都要推倒重来。最近看到几位来邮中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也都是共识。我不知这位专家的共识来自何方。由此可见，我们这次的讨论是何等的重要。如果不把这些糊涂观念廓清，任凭谬种流传，真的会贻害后学。
我以为，首先要把一些概念理清楚。例如，什么叫综合？如果认为词语借用都是综合，那么什么语言都会有综合成分。所以，我认为必须放弃单一、综合的提法，那会给一些人钻空子。最好恢复到周祖谟的有没有基础音系的提法。一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中借用词汇，一般是通过自己固有音系的改造，这一点剑桥的帖子已经提到了。那么有没有可能从另一种语言中借用音系成份呢？有的，不过很少。如西南一些民族语中原来没有舌尖元音，近几十年来受汉语的影响，在它们的元音中增加了一个舌尖元音音位，但是它只限于拼写汉语借词。从这些语言的固有词范围看，基础音系并没有动。音系是一个很稳固的系统，牵一发动全身，它是不轻易改变的。《切韵》中有没有音系一级的综合成分呢？有的。例如，《切韵》的章组只与三等韵相拼，但是“臡”字有人兮反一读，“栘”字，有成西反一读，都是日母拼四等。如果把这些反切都算到《切韵》的固有音系中来，就同整个音系格局冲突了。陆法言作《切韵》的时候，他自己脑子里有一个标准语，就是当时的书音系统。一般的字，他就根据自己的读音给它们一个反切。但是有些字，特别是经典上用的僻字，他也参考了古代的一些音注，如果这些音注与他自己的标准语不同，他的语言学水平无法判断其来历，就把这些古代的音注照抄下来。如“臡”字《切韵》有人兮反、奴低反两读，都在齐韵。《经典释文》给我们提供了它们来源的线索，奴低反一读标首，说明是标准音，人兮反一读是《字林》一类字书的注音。陆法言根据自己的读音，收了奴低反一读，又从《字林》一类的字书上抄下人兮反一读。实际上人兮反一读就是奴低反一读，只不过在《字林》所依据的方言中，日泥不分。相对于《切韵》的基础音系来讲，人兮反一读类似于借词，要予以剔除的。我们对《切韵》音系的研究，首先是研究它的基础音系，也就是陆法言脑子中的音系，这个基础音系主要是根据常用字分析出来的。这种分析的结果，会得出日母只拼三等的结论。如果碰上个别与这个结论相左的僻字，就要去考证它们的来历。在我们的脑子里要牢牢树立一个观念，语言的普遍规则是首要的，文献很重要，但是可能会有误讹，可能有混杂。
麦：笑山兄的文章说得太好了。对重纽问题还可以从反切角度去看。重纽两类在反切上字上有比较清楚的界限（即"类相关"）。例如质韵帮母的一对重纽： A"必，卑吉切"，切上字"卑"是支韵 A类；B "笔，鄙密切"，切上字"鄙"是脂韵B类。假如像张琨先生所说，重纽是两种方言综合的结果，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在区分质韵这两类在不同方言中的分合时，要顾及其反切上字A类跟支韵A类的关系、B类跟脂韵B类的关系？显然是在《切韵》这个音系里，A类都有一种共同的语音特征，B类有另一种语音特征。这种“顾及”不是有意为之，是根据实际语音造反切的自然结果。
如果重纽真的是反映不同方言的分合，而《切韵》分韵的原则又是“从分不从合”，重纽两类就该分为两韵才是。我在《关于“益”、“石”分合的涵义和〈切韵〉的重纽》中说：“用分重纽的方法反映不同方言的分合其实是一种两头不讨好的做法：从甲方言说，这是把同一韵里的同音字楞分作了不同的小韵（在韵书里还常常不把这些同音的小韵排在一起），从乙方言说，则是把不同元音的字硬凑在一韵里了。真要‘从分不从合"，就该把重纽另分一韵才是。”
张玉来寄来论文颜之推《音辞篇》释要
麦：拜读殷先生和玉来兄的文章，更坚定了我的一向观点：
颜、萧诸贤是很自信的，而且这种自信是有其厚实的学识作后盾的。如果光会根据被他们斥之为"疏野"、"乖互"的诸家韵书来"从分不从合"、取"最小公倍数 " ，那他们就枉为一代名儒了。笔者相信，他们必然把握着一个他们认为堪作标准的、自足的音系，而且心中悬着一个分韵析纽的原则，在"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中取其"是"者、"通"者，而去其"非"者、"塞"者。切韵》序的"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一语，往往被视为陆法言追求"南北 "、"古今"综合的证据。笔者以为这是对此语的误解。陆氏其实更重视对"是非"、"通塞"的分辨。（《关于“益”、“石”分合的涵义和〈切韵〉的重纽》）
潘：周祖谟一文对古今通塞、南北是非问题已经讲得很清楚，陆法言脑子里一定有一个正音，才能去批评北人、南人的读音，此说在《颜氏家训》中说得更清楚。很多人并没有把周祖谟的文章细细读一篇。例如，论韵的八个人，陈寅恪早已论证过，周祖谟文章重新援引，其中５个人是金陵人，３个是洛阳人。史存直的书还是把这８个人说成是来自各地。一个人说的是什么方言，应该根据他的里居，而不是郡望，这是很清楚不过的事。有些人就是不肯读书。
《切韵》音系的自足性最重要的表现，是它的反切系统，如果陆法言不根据一个基础音系，是不可能得到内部如此一致的反切系统的。除了个别地方需要参考其他文献以外（如个别同一反切切两个不同的音、介音信息在反切上下字互见等），根据《切韵》自身的反切系统，就可以得出《切韵》的音系框架。这就是《切韵》音系的自足性，所以自足，因为他根据同一个基础音系。
我们的任务是，《切韵》的基础音系是什么，怎么得出，综合成份怎么形成，怎么剔除。
麦：邵先生认为《切韵》是以洛阳音为基础，参考其他。
我想颜氏" 榷而量之，唯金陵与洛下" ，把金陵摆在前面，恐怕他是以当时的金陵书音（士族的语言）为基础的。他批评北方音（北方韵书）的缺点也比批评南方音强烈。
金陵书音当然是从洛阳传过来的，金陵音与洛下音本来同源。但从西晋末到南朝末，不管洛阳本地，还是传到南方的洛阳旧音，都发生了变化，除了语言内部变化外，就是收外部影响，这个都说得很多了。尽管如此，大体音系格局是对应整齐的。
从现代方言研究可以看到，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地方的方言A 传到别处，在那里形成一个同源的方言B ，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方言在本地已经发生较大变化（A" ），而在传去的那个地方，B" 却能保持许多A 原有特点，就是说B" 比A" 更接近A 。例如现代广州话比现代中原话更接近唐代中原话。
我相信南朝末的金陵士族话（用周先生的说法是文学语言）比当时的洛阳话更接近于晋代的洛阳话，或者说它更具存古的特点。这应该是它得到颜氏青睐的原因，古代文人都有崇古的传统。
颜氏当然不可能了解晋代的洛阳话是怎么样的，但他所受的教育使他知道古代的音类是应该比较细致的。例如当时洛阳鱼虞混，他看到金陵鱼虞区别，于是认为金陵是合乎标准的，金陵从邪混，而洛阳分，洛阳是合乎标准的。从这个角度说，确实是"从分不从合"。但这是两个很接近的方言（用今天的话说，是两个同大方言区，甚至同小方言片的两个方言，绝非现代北京、上海、广州那样的差别），即使把另一个方言的整一个音类加入这个方言中，也不会破坏这个方言原有的系统。例如金陵音精组声母有 ts,tsh,dz,s ，但没有 z ，现在根据洛阳音把 z 加进去，把金陵读 dz 的一部分字改归 z 声母，并不会破坏原有的声母系统。这么说，也可以说是一种"综合"，但不是大杂凑，而是有序的"有限综合"，是在两个相近的系统之间进行综合，是在不破坏原有系统的前提下的综合（但也不排除对原有系统进行扩充，例如增加若干声母、韵母等）。这样形成的系统会既不同于金陵、也不同于洛阳，不是大多数金陵人和洛阳人口中的语音系统（例如洛阳人虽分从邪但不分鱼虞，金陵士族则相反）。如果这就叫“不是一时一地之音”，那倒是真的，不过它还是可以诉诸唇吻的。对于今天的音韵学者来说，则是可构拟的。
孙锦涛（以下简称“孙”）：在下没像诸位仁兄那样对这一问题有如此深入的研究思考，只能献上一点零碎儿助兴。很随意的。
1) 向东兄提出押韵与实际语音的关系问题，很好，很重要。押韵材料无疑有助于语音研究，但是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样的方式使用，很费思量。张洪年 (1996) 研究了400 多首张学友等人唱的粤语歌曲，押韵的字数以千计。韵脚可以利用系联的原则归纳成24部，而现代粤语共53个韵母。六朝隋唐诗人的押韵应该比张学友的歌词押韵严格些，但总该有些相类之处吧，不可不察。
2) 陆法言等人绝对没有将所知方言揉入《切韵》的打算。一个具体例子。“鼻”在《切韵》中只有去声一读，而今方言中大体有平、去、入三种声调。问题是，陆法言应该知道当时“鼻”字的入声读法，《序》曰：“秦陇则去声为入。”他应该知道“鼻”字当时在有的地方是读入声的。但是，《切韵》就是不收“鼻”的入声读法。陆法言有他的标准，他很坚持。
3) 杨先生提到朝鲜语借音匣母读h- 的问题。好像在一个语言中可以自己“长出”一个h- 来。所谓“除去口腔阻塞化”(debucalization)。可以有语音条件，也可以不是语音而是语法条件（虚词或高频常用）。最近看台山淡村话的材料 (余蔼芹 2005)，头、桃、吃、糖都读 h-，更不用说很多溪母字读 h- 了。
麦：我大体赞同老潘的意见。不过有一个细节我有不同意见。
"臡"字有人兮反一读，"栘"字有成西反一读。这大约真的是外来的东西，但我不认为跟整个系统冲突。章组和日母只能出现于三等韵，就是说必有i介音，这是不错的。这些声母的切上字切四等韵的切下字，切出来的音节也带i介音，这个介音是由反切上字提供的。
《切韵》每个四等韵都有一个相配的三等韵。按陆志韦的构拟，它们的元音是一样的（都是3号e，这里直接写作e），只是有无i介音的区别（我用朱晓农的计算方法做的隋代押韵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先en——仙ien，萧eu——宵ieu。齐韵是ei，加上i介音就是iei。齐相配的三等韵是祭韵iei。但祭韵只有去声，配四等去声的霁韵，平声齐韵没有相配的三等韵，"臡"、"栘 "二字正是它的三等韵，或者说是祭韵的平声，因字少，附在齐韵中。当然，祭韵只有去声是有历史原因的，它本来是没有相对的平声的。所以我同意此二字不是《切韵》所据音系原有的音。我只是想说，它们被"综合"进来，并没有打破系统。
潘：我当然不会同意陆志韦的构拟，仙与先的主元音属于一个音位，但决不同音。这里涉及到陆法言分韵的一条重要原则：一个韵就是一个rime，即有相同的主元音与韵尾。如果主元音不同，就分在两个不同的韵，如蒸－登，咍－灰，痕－魂。归在一个韵的如东１－东３，脂开－脂合，支Ａ－支Ｂ都有相同的主元音。这观点冯蒸好像与我相同。这条原则是对切韵进行构拟的最重要依据。
介韵的信息有时在上字，有时在下字，可以认为人兮切是三等上字与四等下字切出三等字，这不违背反切原则。但是我们这里说的是声母，章组字只出现在三等，这是我们给等下定义的一条标准。赵元任以后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给中古的韵分类，主要依据就是声韵配合关系。我们定下的三等类，就是包括章组、邪母、群母、以母、云母的韵类。这与等韵学上的等不一样。再说从上古的来源看，章组也不可能出现在一四等这一类里头。
不过这些问题最好放在以后讨论，我们这里先把《切韵》的性质讨论清楚，一个一个问题来。
杨寄来论文切韵的性质和古音研究
杨：关于《切韵》的性质，这里再提供给大家一篇小文。此文曾送《语言科学》，但未能刊出。编辑的意思好像是说我自己的论述太少了。不过，我觉得葛毅卿先生都说了，我没什么好多说的了。
《切韵》性质的论证
沈建民（以下简称“沈”）：杨剑桥老师提到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脂、之是分韵的，我做《释文》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邵荣芬先生根据首音认为《释文》“东三明母归一等，尤韵明母归一等，齐韵无开口三等（即祭韵平声），支脂之不分”。我将首音和又音结合起来看，认为都可以分（详细材料看附件）。所以释文的音系完全可以说明《切韵》是有实际语音依据的。“臡”、“栘”两字的读音我赞成老麦的看法，这两字的读音除了三四等的差别外，还有日母和泥母，禅母和以母的不同，是否反映日母和禅母实际上是当时新的读音，所以《切韵》有些地方是重今不重古的。但不管是今还是古，都应该是陆法言认为的标准音。
沈寄来论文论《经典释文》音切中的支、脂、之三韵系
麦：周祖谟先生研究万象名义中的原本《玉篇》音系，结果与切韵非常接近。很可能是南朝金陵书音。后有周祖庠先生重新研究，则谓其音系比切韵简单。我的博士生郭萍的论文就是名义音系，她的结论倾向于周祖谟先生。
郑张尚芳（以下简称“郑”）：关于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在以前好些文章里已经提到过，较详细的是这两篇：《中古音的分期与拟音问题》（2000《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11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从〈切韵〉音系到〈蒙古字韵〉音系的演变对应规律》（《中国语文研究》2002-1期）。我主要提5点：
1.《切韵》不代表隋唐音，它是依据隋初一次音韵讨论会所定纲领编的，那次讨论的是南北朝传承下来的南北两种读书标准音的统一问题。分开细说，包括三点意思：（A）它代表南北朝的读书音的音系；（B）它是读书标准音音系，不涉及任何方言音系；（C）它与“等韵图”所代表的唐至五代音系，是两个时代不同的音系。
2.“南北是非”讨论的是北洛下、南金陵两种读书音的孰是孰非（因为金陵的读书音也是南下移民从洛阳带过来的，所以原是同一种书音的分派），那只是对南北两派书音中有限的不同之点的审定。因为所讨论的是有限的议题，故能由“我辈数人”半宿论定。“南北是非”决非指“南北不同方言”的审定或综合，我国方言差别无限巨大，各方言间如不比对标准语也本无“是非”可言。在“夜永酒阑”后的短短半宿，谁有那么大的本领订出综合南北不同方言音系的方案来？若是综合各方言，这几个人又怎能那么快取得共识。其实颜之推等是鄙视方言的，包括吴语，并坚决主张在读书音中要排除吴音的影响，比如禅船、从邪相混现象，怎能予以综合进标准音来的待遇。
3. “古今通塞”也是依据当时书音、依古通于今来审定的。并非从古改今。颜之推批评《韵集》“以成仍宏登合成两韵，为奇益石分作四章”，如按古音，“仍宏登”都在蒸部，“益”锡部、“石”铎部，好像其分合亦于古有据。但《切韵》“成仍宏登”分为清蒸耕登四韵，“益石”合为昔韵，说明《切韵》分合有自己的时音标准，并非一味从古从分。
4. 读书标准音出于师授，在士族中历代相传，有极其古老的传统。原从周之“雅言”来，周承自学习殷商文字，殷商还可能承自夏。夏起于晋南，后长期建都于伊洛，雅言应即夏言（雅、夏古通用）。这一以伊洛话为基础方言的语音标准从上古、中古一直沿用至近代官话，不过各代内部皆自有演变（它的分派还有南方官话，包括南京官话、临安官话），《切韵》只是代表中古前期这一段的的标准音。
5. 平上去合为一个韵类，则《切韵》分94韵类。《切韵》分为不同韵类的，其主元音应各不相同，比如“登蒸”分韵，不合于上古，也不合于中古后期，但正合南北朝至隋的诗韵，在这一阶段时它们的元音应不同。这表明《切韵》分韵有自己的元音系统标准。（该书也吸纳一些方言甚至民语词汇成分，但其读音必定先折合为本音系的音类和元音系统）。《切韵》这94韵，如加上带合口介音的46韵则为140韵，分出重纽则可达152韵。有人说《切韵》韵母太多了，不像真实的语言。按切韵有十一元音，看越南语也有十一元音，其中虽然只有 e、a俩元音能带i介音，也分出139韵母来，相差不远。别让《广韵》表面上“分206韵”懵住了。
后面的附件是发在《中国语文研究》一文的引言，供大家参考。
从《切韵》音系到《蒙古字韵》音系的演变对应规则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 郑张尚芳
一 引言
在汉语语音史上，《切韵》和《蒙古字韵》这两部书是有时代标志意义的：它们分别是代表中古汉语和近古汉语读书标准音的较完整的同音字汇。
陆法言编的《切韵》虽成书于隋仁寿元年（601），音韵纲目却是十几年前的开皇初（也即6世纪80年代的隋初）由刘臻、颜之推等八九人一起讨论拟定的。他们在隋初所讨论审订的应还不是隋唐时音，而是南北朝相传下来的读书标准音。就因南北二百六十多年的分立，出现了洛阳和金陵两个政治中心，各各自诩所读为标准音、是雅言官音的正宗。所以隋统一以后，读音标准问题也迫切提上议程。但金陵书音原自出于洛阳（自周代建雒集中殷商士族、学习殷商文字以来，汉语读书音就一直以洛阳太学音为准），本是同一音系。虽经过多年分离才形成南北两派书音的分歧，各有存古和变混之处，但差别尚不太大。声母韵母各有那么可数的几项，颇类似一些今方言新老派或城市四隅之间的不同，所以当年的讨论很容易就达成以保留老派旧音为主的结论。切韵序“南北是非”所指乃是当时南北两派书音所读孰佳孰老问题，并未包含方言土音（即便是金陵土著说的吴语。看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既主张以“金陵与洛下”来审音，又鄙薄江左闾里庶人语音即可知道。如像有些先生那样认为是“综合南北”各种方音，那别说当时“夜永酒阑” 的半宿讨论能够论定了，就以现代方言学水平讨论它半个月也都难以搞得出一个南北方言综合音系来的）。《切韵》既是根据了南北朝南北两派师授的雅言书音而以存旧为标准来审定去取的，故可以代表中古早期标准音洛阳旧音的音系。这一点清初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74条早已指出，继而陈寅恪、周祖谟、邵荣芬等先生撰文考论已详，不再赘述。唐宋的《刊谬补缺切韵》、《唐韵》、《广韵》以增字加注为主，音韵大框架还是仿《切韵》的（切韵193 韵，《刊谬补缺切韵》把严韵增添上声去声两韵分为195韵，唐韵广韵又把真寒歌韵合口分列出谆桓戈四声11韵，故为206韵，韵数虽增13，可只涉及声调开合分列与否，框架未变），所以也常以《广韵》代表切韵音系。至于唐宋以三十六字母及四等列图的等韵图，所反映的则是中唐至五代的中古后期音，比切韵音系要晚得多。
《蒙古字韵》乃今存第一部汉语拼音韵书，是元初八思巴奉敕制成蒙古国书新字时官颁的按音节拼音分排的汉字同音字表。原据金代王文郁《平水新刊韵略》所收单字编成（见忌浮1995《平水韵考辨》），故初即名《蒙古韵略》，后来改订版才另称为《蒙古字韵》（意谓蒙古字之韵书）。明时朝鲜崔世珍《四声通解》凡例1介绍：“《蒙古韵略》元代所撰也，胡元入主中国，乃以国字翻汉字之音作韵书以教国人者也。其取音作字至精且切。”元初一如隋初，当时汉语也有汴洛和自汴洛南迁的临安两处官话正音标准，至元6年（1269）颁行蒙古新字时南宋尚未灭亡，其汉语拼音的取音标准应仍为五代、北宋、晚金都城所在的中原汴洛雅音（元孔齐《至正直记》：“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处是也。”），故本书应反映金代科考所用汴洛读书标准音音系，属宋金近古雅音范围，比周德清《中原音韵》所反映的元代雅音要较早一个阶段（周氏所记才属近代官音范围）。除《蒙古字韵》外，《韵会》所收《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字母通考》、《蒙韵》音，《四声通解》所列《蒙韵》音，都依据八思巴字母的新“字母”及“字母韵”分述，也同是反映这一音系，可以互相补充。下面即以“蒙韵”称呼这一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