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音韵学连环事变正在眼前实时发生，欢迎见证和参与……

对于切韵音系是单一音系还是综合音系人们一直在不断地争论。要说清楚这个问题，第一步是要准确把握孕育《切韵》的现场当事人的现存论述，并对之作出符合语言规律的判断。

这里先给出陆法言《切韵序》中我们下面将有涉及的地方，看能发现什么端倪：

……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何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法言即烛下握笔，略记纲纪。博问英辩，殆得精华。于是更涉余学，兼从薄宦，十数年间，不遑修集。今返初服……屏居山野，交游阻绝，疑惑之所，质问无从……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之为《切韵》五卷。剖析毫厘，分别黍累……非是小子专辄，乃述群贤遗意……（隋·陆法言《切韵序》[1]）

对于人们以往留意较多的要点，包括这之前的一些话，我们就不再多谈。我们这里且看看一些人们以往似乎留意不多的细节。“向来论难，疑处悉尽”，“烛下握笔，略记纲纪”，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些人经过一个晚上的酒后讨论已经疑处悉尽并简要地记下了大纲，它决不会是无数零碎的局部细节的机械堆砌，而应该是具有全面指导意义的原则，所以才能够被“略记”但又“疑处悉尽”（按传统中国人不善抽象归纳的习惯，这些原则不一定是理论化的条文，也许是用具体实例来总括的）。“博问英辩，殆得精华”，这又说明陆法言所倚重的，乃是人们口中实际的语音，而不是他眼中“各有乖互”的诸家韵书（并请参照我们接下来所引用的对于《切韵》原则“多所决定”的颜之推对诸家韵书的评价）。“屏居山野，交游阻绝，疑惑之所，质问无从……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之为《切韵》五卷”。言辞间仿佛流露出在不得已（“质问无从”）的情况下，才以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为参考，但仍以当年所略记并且随后又加完善（“博问英辩，殆得精华”）的大纲为统辖，编订出了《切韵》五卷。把上面这段话打通，他的意思就看得更清楚了：“法言即烛下握笔，略记纲纪。博问英辩，殆得精华。于是更涉余学，兼从薄宦，十数年间，不遑修集”——就是说有了他所记下的“纲纪”、问到的“精华”（不妨把它们看成一回事），他就已经成竹在胸，只是多年来没有闲暇按照它们编纂成型。看来这个不同于各有乖互的诸家音韵，体现了自己独特语音追求的“纲纪”和“精华”乃是成书的关键所在。那么陆法言孜孜以求的是什么语音？从序文中来看，《切韵》的审音“非是小子专辄，乃述群贤遗意”，而这群贤中又是“萧、颜多所决定”。那么颜之推的意思又是什么呢？至少有一点我们今天可以明白无误地知道：“独金陵与洛下耳”。这就是颜之推的标准，而我们知道颜之推的标准就是陆法言的标准。当然问题到这里并没有解决，因为出现了南北两个标准，这岂不还是使人们莫衷一是吗？其实颜之推的心中显然是有一个单一的标准的。我们看他整个这段话：

……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喻，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2]）

为什么得到的是一个单一音系？

历史比较法的一个作为大前提的潜台词就是一般来说，语音系统趋向于简化。通过比较（即上面所说的“综合”）有亲属关系的不同语言（包括方言）的语音系统参差不齐的演变现状，逆向操作这种简化，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还原出这些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在历史上作为单一语言的语音面貌。

翻开现在的各家教科书，几乎所有的声音都在说《切韵》反映的是一个综合音系——它们是在共时层面这样说的。它们对“综合”的理解，沿用前面所引见于一部权威音韵学教科书的话就是：“甲分而乙合的两类要分，乙分而甲合的两类也要分，于是陆法言诸人所订的系统，就可以说是他们所知道的音类分别的总汇。整个《切韵》所表现的也就是陆氏诸人心目中的标准字音的音系，而不是任何一种实在的语言的音系” [3]182。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没有被回答：那个所谓“标准字音的音系”是如何在陆氏诸人“心目”中产生的？由于从上面的发掘和分析我们看到颜之推实际上已经提供了这个问题许多人一直视而不见的答案，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用从分不从合的方法果然得不到任何一种实在的语言的音系，而只能得到一个人为拼凑的“综合音系”吗？

人们对《切韵》性质的认识分歧多多，但有一点大概从来没有分歧过，就是上面提到的《切韵》从分不从合的审音原则。我们这里就从这一共识出发，贯彻从分不从合的审音原则，先简单地把某些现代汉语方言“综合”一下，看看结果如何：北京话“饭”、“贩”同音，上海话不同音，依照《切韵》原则此处从上海话；上海话“连”、“离”同音，北京话不同音，依照《切韵》原则此处从北京话；北京话“连”、“廉”同音，广州话不同音，依照《切韵》原则此处从广州话；广州话“荒”、“方”同音，北京话不同音，依照《切韵》原则此处从北京话……经过这样的“捃选精切，除削疏缓”，我们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人为的方音大杂烩而“不是任何一种实在的语言的音系”呢？答案极为确定，通过这样一番推演和揭示，任何学过音韵学的人都会明白无误地看到，这时我们获得的是一个单一的、过去某一长段历史时期活生生存在着的实际音系。如果陆法言当年酒后“略记”的，就是同我们上面对今天京、沪、粤方言的“综合”相类似的东西，只不过“综合”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金陵和洛阳方言，那么他“述群贤遗意”，能够比较成功地系统还原出作为当时金陵和洛阳方言共同的直系源头的西晋时代的洛阳方言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以上只是就探索方向阐述了我们的观点，下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拿出实证。综合音系说不需要走这一步，自我立论并自我满意即可，因此综合音系说似乎变成了一个最佳避风港，甚至已经提出了正确目标的学者最终也不幸遁入其中。比如陈寅恪先生早就提出“《切韵》所悬之标准音，乃东晋南渡以前，洛阳京畿旧音之系统”[4]16，但考虑到“《切韵》分部之数竟达一百九十余之多，似一地之方音，殊不足以赅此”，最终实际上还是认定《切韵》反映的是综合音系[4]18。

局面如此混乱，坐而论道终归于事无补，要根本解决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就必须找到过硬的实证并对之加以提取和整合。既然是“切韵”，我们可能找到实证的最佳方向莫过于我们的目标时代和目标地域的韵文线索。我们把目光锁定到一个人——阮籍。

为什么是他？

二

因为他——而且后来我们惊险地发现似乎只有他——全面地符合我们认为可以作为实证的基本尺度。

这些尺度包括：韵文作品（最好为诗歌，以其押韵性较强）须身份可靠、数量充足（反之，地域不明的佚名作品、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有考据疑点、或者仅存一星半爪的几首诗赋者，便不足为据）；目标地域为洛阳或河洛一带；目标时代为西晋，以其时间短促，并上及三国、东汉，但距西晋越近越好，因为时代越远，语音差异会越大。

阮籍（公元210年－公元263年），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人，生活时代跨东汉和三国，死后两年西晋正式建立（西晋历时51年，非常短促，这中间不会发生显著的语音变化）。其作品现存诗歌近百首、赋六篇以及一些其他体裁的文章。我们要说发现阮籍是切韵音系性质研究的幸运，因为除了前面提到的几项基本尺度他都能达到之外，阮籍向以不拘礼法、蔑视成规、率性由真自命和名世，这就使得我们有理由信赖他的诗作的押韵乃出于当时的自然语音，而少染前人余唾。

其五言咏怀诗82首，公认为其代表作，数量充沛、流传有序，各篇除了可能的合韵情况而外都是不换韵的，并且大致上用同一种声调；其四言咏怀诗凡13首，其中10首来源似不甚明确，但从我们结合五言咏怀诗对其押韵情况的考查来看与五言咏怀诗的押韵表现同质，因此完全可以作为可靠的参考和补充。赋、传等韵文押韵通常不象诗歌那样严格，所以可以作为参考，但我们并不视其为考查的基本依据，通常只有在同一类押韵表现反复出现时我们才认为它们是可靠的。

不少篇什并未透露出对我们的探讨有帮助的信息，如“侵”独韵、“阳”“唐”合韵等，但我们还是将阮籍的所有诗赋作品的韵脚悉数列出，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格局，以免造成偏取所需的印象。

我们所用的本子一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阮籍集》[5]、一为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的《阮籍集校注》[6]。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本子其82首五言诗的排序与阮籍诗的通行排序迥异，而中华书局的本子则出以通行的排序，唯其排印错讹百出，难以为据，故我们这里以上海古籍出版社《阮籍集》为底本，以中华书局《阮籍集校注》为参校。在五言诗的排序上，斜杠左边为《阮籍集》的序号，右边为《阮籍集校注》的序号。

由于我们的目的乃是要从用韵中找出线索，材料必须尽量稳妥可靠，所以对于韵脚有分歧的文本，我们走最谨慎的路线。比如3/37“荡漾焉可能”又作“荡漾焉能排”。“能”属咍韵，“排”属皆韵，取前者则全诗独韵咍，取后者则全诗合韵咍皆。凡遇此种情况我们从严要求，一律取独韵的版本。属于这种情况的还有如26/46、56/28、58/29和65/70等。对于不同版本在韵脚用字上虽有分歧，但对整首诗的用韵格局不造成影响的，如32/52、40/57、43/27、69/40和77/78等，我们原则上取《阮籍集》的处理。

每首诗的韵脚只计双句（二、四、六……句）的末字。单句（一、三、五……句）的末字即使是可能的押韵字也一律不计。因为如果在那些位置出现了与该诗韵脚同韵的字，则计或不计都无关宏旨；但如果在那些位置出现了疑似合韵的字，则象上面所说的那样，我们宁可走最谨慎的路线，不取疑似。

合韵的韵项排序不论其在该篇当中的出现先后，一律循《广韵》韵目的次序，如：庚清青。

交代了一些必要的技术性问题之后，下面我们把阮籍的五言诗、四言诗和赋的用韵情况依次列出（《大人先生传》的某些局部表现出不同于该文其他部分及阮籍其他韵文的用韵特点，且似有文本残芜之处，为谨慎起见我们不列该作的用韵），然后给出一个根据上述用韵情况提供的线索并结合我们的音韵学考量而整合出的切韵韵母音位体系构拟表。

阮籍用韵一览

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用韵

1/1

琴衿林心(侵)

2/36

生形冥情(庚清青)

3/37

埃来能哉(咍)

4/2

翔芳忘肠房阳伤(阳)

5/3

李始杞趾子已(之)

6/4

道保草老好(豪)

7/5

歌过跎河多何(歌)

8/6

外带会害赖(泰)

9/7

移迤驰知离(支)

10/8

衣依饥归悲飞归(脂微)

11/9

岑林襟阴音心(侵)

12/10

音沉淫林心(侵)

13/11

林骎心淫寻禁(侵)

14/18

倾冥荣生荧幷情(庚清青)

15/19

光璜芳阳翔傍伤(阳唐)

16/12

阳光霜芳裳翔忘(阳唐)

17/13

阿过多河嗟(歌麻)

18/14

帷悲谁晖归(脂微)

19/15

诗期思时之蚩(之)

20/16

梁茫翔望霜伤常章(阳唐)

21/44

方堂伤光常(阳唐)

22/45

荣城生情清(庚清)

23/20

丝期之辞欺持(之)

24/21

冥征声鸣庭(庚清青)

25/22

林沉音寻心(侵)

26/46

池宜枝篱随(支)

27/47

襟林心寻(侵)

28/48

云群纷(文)

29/49

思之期嬉时(之)

30/50

莱能哉(咍)

31/51

宜施池离隳(支)

32/52

里汜俟杞已理止(之)

33/23

阳纲房霜光翔(阳唐)

34/53

常方肠粱房旁(阳唐)

35/24

惊倾庭情鸣生(庚清青)

36/54

心林岑沉禁(侵)

37/55

之期时欺(之)

或作：

之期思持时欺(之)

38/25

伤旁桑霜长(阳唐)

39/56

时欺蚩期持(之)

40/57

除扶榆如居誉(鱼虞)

41/26

山翩然娟连(山仙)

42/58

外世裔逝誓(祭泰)

43/27

河葩华夸跎何(歌麻)

44/59

珠庐舆隅歔舒(鱼虞)

45/60

干言箪寒轩餐叹(元寒)

46/17

者马野下写(麻)

47/61

城声坰鸣情生(庚清青)

48/38

濑外带赖害大(泰)

49/62

宾尘神人(真)

50/63

忧舟游(尤)

51/64

基嬉之姬(之)

52/65

滨真人身辛(真)

53/39

荒忘光扬场彰常(阳唐)

54/66

浮侯羞丘流游(尤侯)

55/67

常纲璋粱芳方肠(阳唐)

56/28

洲雠求游浮洲流辀忧(尤)

57/68

任心寻林淫禁(侵)

58/29

颠天怜妍眠年(先)

59/30

行名情声冥城荣形生(庚清青)

60/31

台哉莱来埃灰(灰咍)

61/69

难干餐言(元寒)

62/32

幽秋悠流浮留游舟(尤幽)

63/33

朝消招饶飘焦(宵)

64/34

晨沦人辛真身邻(真谆)

65/70

悲畿晞姿遗(脂微)

66/71

色侧棘翼拭力(职)

67/72

舟由忧雠游(尤)

68/73

箱光扬肠望(阳唐)

69/40

玑辉微晞威违湄夷(脂微)

70/41

舒凫虞虚殊娱符躇(鱼虞)

71/42

雄隆融冲戎崇终风(东)

72/35

遑阳光梁傍芳翔(阳唐)

73/74

贫尘殉伦真神滨(真谆)

74/75

荣城生名倾形(庚清青)

75/76

旁翔望忘常央(阳唐)

76/77

忧流雠羞遒游(尤)

77/78

阿华嗟加何(歌麻)

78/79

凰冈荒藏翔伤(阳唐)

79/80

兹期知之时(支之)

80/81

乔霄辽朝飖(萧宵)

81/43

裔逝际制誓(祭)

82/82

华葩禾阿嗟(歌麻)

四言咏怀诗三首用韵

序与宇楚羽伫辅武父处(鱼虞)

寒鸾兰沅颜丹繁(元寒删)

漫言餐叹愆元桓颜冠兰(元寒删)

四言诗十首用韵

森阴音林沉今深吟金淫心(侵)

经零荣倾盈精庭清形龄(庚清青)

宣天山川全先鲜玄烟渊(山先仙)

散烂雁晏汉乱赞干怨叹(元寒删)

聪庸凶功通雍从容踪龙(东㈠钟)

隅殊朱蹰鱼舒敷余虚符(鱼虞)

猷留游舟流幽周秋浮尤(尤幽)

滨纶鳞神纯仁震尘伦真(真谆)

彰扬光芳扬霜王梁商伤(阳唐)

路顾度悟顾暮固慕露素祚(模)

《东平赋》用韵

势制(祭)否止(脂之)泽壑(铎陌)德默惑(德)途都图(模)飙霄招(宵)阴岑林(侵)舞黍墟如蒲庐敷居隅诸聚宇(鱼虞模)湄私非资(脂微)时治之(之)鲁旅辅处楚宇覩(鱼虞模)残奸愆(寒删仙)章房(阳)哀怀(皆咍)樊干原(元寒)池差驰弥仪知(支)声青情荣诚逞灵(庚清青)归飞追(脂微)絷及入袭集(缉)游流忧(尤)夏驾(麻)风降(东㈢江)征城精溟形(清青)逼即息测侧极(职)誉隅舒如(鱼虞)静整省(清)远反(元)容从(钟)契誓(齐祭)濡署(鱼虞)世(祭)方康(阳唐)

《首阳山赋》用韵　　

阴襟林心寻吟(侵)人因真傧(真)岑音(侵)依栖归诽薇迟义(支脂微齐)度慕(模)辞之(之)

《鸠赋》用韵　

蒙同(东㈠)松从容(钟)瑟弼(质栉)入集(缉)栗戚室疾溢一日毕(质锡)怒躯(虞模)灭失(质薛)

《猕猴赋》用韵

禽林(侵)臻珍群(真臻文)危皮随(支)深禁禽(侵)年前(先)陈纯身秦真邻(真谆)归姿(脂微)新人亲(真)侵嵒[注]寻吟林心(侵)矜神(真蒸)

[注]嵒，《说文解字》：“读若吟” [7]

《清思赋》用韵

上冈章旁光(阳唐)形听清声冥情逞鶄生营诚倾宁扃征清鸣菁庭惊(庚清青)之思辞治兹(之)斯差虵(支)骇海在(皆咍)半岸衍(寒仙)旂夷闱晖讥衣微绥蕤依归墀斐微帷晞姿违晖私非归悲飞(脂微)处辅(鱼虞)龙重容(钟)忧留浮(尤)消辽(萧宵)矩宇雨贾(鱼虞模)期疑之辞思(之)

《元父赋》用韵

遐洿沱多和嘉化(歌麻)渊牵年前臻贤(臻先)居貙疏肤(鱼虞)平嵘生情(庚清)后臾厚(虞侯)尝阳藏封(钟阳唐)赵遥(宵)公从同(东㈠钟)聋邦(东㈠江)

切韵音系韵母系统结构及音位构拟表

（见下一页）

三

下面谈一谈这个表是如何整合出来的（由于本文亦拟发表在网上，对于表中比较特殊的国际音标符号，在文本中我们尽量诉诸语言描述）。

首先厘清一下概念。文中会用到自造的一个词——“韵项”（也不知是不是以前有人用过）。本来已经有“韵目”，但它是分四声的，而我们这个表中的“韵目”是舒声一贯，因此为清晰严谨计，觉得有必要动用这样一个新的名称。并且，对于跨等的东、麻、庚等《切韵》韵目，我们各视为不同的韵项，即东㈠、东㈢、麻㈡、麻㈢、庚㈡、庚㈢等；而同时我们又将庚㈢和清以及严和凡等韵目分别合而为一，各视为一个韵项。这样，韵项可以被理解为就是《切韵》或《广韵》的韵目，但舒声不分调（一般以《切韵》或《广韵》的平声韵目来代表），且跨等韵目分别标出等属构成不同的韵项、个别两立韵目予以合并。在本文中“韵”、“韵母”与“韵项”的涵盖面等同，只不过“韵母”多指用拼音手段表示的，“韵项”多指用固定汉字表示的，而“韵”两者都可用。与之相关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韵基”，即排除韵头的韵母。我们所要达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各种线索为不同的韵项找出相同的韵基。另外，本文中出现的“介音”和“韵头”指的是一回事。

需要澄清概念的还有，对陆法言和《广韵》编者以他们各自的共时理解对韵目的编排（如上面提到的韵目跨等，还有如文殷元魂痕相接）必须有所甄别，不能照单全收。

我们不认为韵目跨等必然具有相同的韵基——在陆法言那里韵基相同，在切韵时代不一定如此。在上文的“阮籍用韵一览”中，对于“麻”这个我们认为没有问题的跨等韵目，为方便起见就没有再特地标等；对于“东”和“庚”这两个我们认为有问题的跨等韵目，前者分别标等，即东㈠、东㈢；后者“庚”情况似更复杂，故权且不标等，但在下文将作出说明。

此外，对一些其他音韵学概念也有必要先澄清一下。很显然，“摄”也是后世按当时已经变化了的语音对前代的切韵系统进行的某种编排，我们的考查完全不受其左右（人们动辄把十六摄作为考查切韵音系的一个出发点，当真用它来“摄”《切韵》或《广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误区）。至于更早的“等”，我们认为是基本科学的，这从声母的等韵学特征就可以看出。但它也不应被奉为圭臬，比如四等韵和一等韵在等韵学特征上就并无差异，并且人们现已普遍认为四等韵在切韵时代没有介音[8]29，这样我们就应把四等韵和一等韵视为一类而与二等韵和三等韵相区别，而从下文可以看到，根据声母的等韵学特征，三等韵其实有必要进一步再分。

在结构允许的情况下，这个表尽量按传统的“等”来安排，以方便人们的使用习惯。可以看到，本表分为三个板块：一等韵和四等韵为第一板块，全部为韵基；二等韵为第二板块，由ε作韵基或韵头；三等韵为第三板块，分别由i、i作韵基或韵头。

本表左侧出以大号黑体的是单元音音位，共计8个。我们有一个原则：韵母组合中不得出现这之外的其他单元音音位，换句话说，韵母组合中的所有元音都能够解析成本音系承认的可作为韵基的单元音音位。这是符合普遍的音系构成原理的，并且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具体到以阮籍用韵线索来落实和规统切韵韵母系统的操作中也是完全可行的。

下面就回到阮籍的用韵。

赋的用韵一般不如诗严格，而因版本流传的原因我们事先曾对阮籍四言诗的可靠性不那么有把握，所以这个表的大框架主要是分析阮籍五言诗的用韵搭起来的（完成之后再反验其赋和四言诗，可以很清楚地断定它们与五言诗的用韵表现是同质的，能够可靠地对我们的构拟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因此我们这里主要举其五言诗，再以其其他诗赋作为补充。

除了象阳唐合韵那样的对我们的考查不是很有线索价值的合韵而外，在阮籍的全部五言诗中令我们瞩目的合韵有（数字为合韵或独韵次数）：

庚清青（三者或其中两者）合韵：8（独韵：0）

脂微合韵：4（独韵：0）

歌麻合韵：4（歌独韵：1，麻独韵：1）

鱼虞合韵：3（独韵：0）

祭泰合韵：1（祭独韵：1，泰独韵：2）

元寒合韵：2（独韵：0）

尤侯合韵：1（尤独韵：4，侯独韵：0）

灰咍合韵：1（灰独韵：0，咍独韵：2）

尤幽合韵：1（尤独韵：4，幽独韵：0）

真谆合韵：2（真独韵：2，谆独韵：0）

萧宵合韵：1（萧独韵：0，宵独韵：1）

（就尤幽合韵少而尤独韵多的现象应该考虑到幽韵字数较少的因素。79/80整首“之”韵字杂有一个“支”韵字，我们视为例外，不作他想。）

其中歌麻合韵、鱼虞合韵、祭泰合韵、元寒合韵、尤侯合韵、尤幽合韵对我们的构拟可以说具有纲举目张的作用。阮籍的其他韵文中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合韵又有四言诗的元寒删合韵、东㈠钟合韵，《东平赋》的鱼虞模合韵、寒删仙合韵、皆咍合韵，《鸠赋》的虞模合韵，《清思赋》的皆咍合韵、寒仙合韵、鱼虞模合韵，《元父赋》的臻先合韵、东㈠钟合韵等（其中东㈠钟合韵后面将具体谈到，而皆咍合韵直接决定了我们对皆韵的拟音，其他合韵则事后帮助验证了我们根据阮籍五言诗用韵大致组建出来的构拟矩阵的可靠性）。

前人对切韵音系的韵母系统提出的构拟，在一等和四等韵上许多内容问题尚不太多（对诸家构拟，我们主要参照的是刘纶鑫编 《音韵学基础教程》之“部分学者《广韵》韵母拟音表”[9]），但这之外的更大的两片地带却一直荆棘丛生：一是二等韵的“重韵”，其又与一等韵的“重韵”叠加，使局面变得异常复杂，而构拟则仿佛变成了一种音标搬运游戏，穷于应付；一是三等韵的内部结构及其与一等韵的关系，比如鱼虞模尤侯幽之间到底是个什么脉络（当然，如果认定切韵音系不是单一音系的话，构拟中若见繁琐失序之处倒不是不可理解的）。

而通过对上述阮籍用韵实际材料的把握使我们：一、认识到二等韵不具有独立的韵基，而应有一个专门的韵头；二、认识到三等韵应分有两类韵头，而不是通常认为的一类；三、打通了鱼虞模、尤侯幽等的韵基关系。这样就一举廓清了上面提到的两大麻烦地带，使局面豁然贯通。

歌麻合韵，为我们对二等韵的整体认识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使我们得以朝这个我们求之不得的能够化纷繁为有序的方向设想：二等韵和一等韵具有相同的韵基，两者的差别在于韵头。请注意我们表中的处理：在音位层面，二等韵的头两行就是二等介音加上一等韵的头两行，所谓“重韵”，其真面目如此而已。至于这个二等介音，考虑到当时的结构要求和后世的演变结果，一个e类的音乃是最恰当的选择（这倒与王力先生对此处的上古音构拟[10]撞上了），我们把它拟为较开的ε（较闭的e留给齐韵那一行，这样更容易解释后世该行i-的增生和四等韵的“尤细”）。前面已经提到，我们遵循的一个原则是韵头或韵尾元音不得超出韵腹元音音位的选择范围，这个音用作韵头，必然也应该可以用作韵腹，最后我们把它配给剩下的“佳”韵。

鱼虞、尤幽等同属三等韵，韵项不同但又彼此押韵，谜底应该是它们具有相同的韵基，不同的韵头。这也就分别理顺了原本被搞得很混乱的鱼虞和模以及尤幽和侯的脉络。而三等韵一旦多出了一个韵头，那就不会是孤立的现象，不会仅仅这些韵项呈此关系，而应该是三等韵整体的格局，也就是说三等韵应该有两类韵头。虽然三等韵的韵母在它们与声母的关系上具有同样的等韵学功能，不过相同中又有差异，这一线索构成了我们以何种标准把整个三等韵分成两类的依据。我们尝试的这一标准落在与三等韵结合的唇音声母后世是否演变为轻唇音上。这样做的逻辑当然不是用后世去左右前世，而是后世的演变必然有先前的原因在。我们对轻重唇音的分化本没有独立研究，只是在处理三等韵两分的过程中试探着用唇音声母分化的线索来操作，将唇音声母与三等韵结合到后世变为轻唇音的所有韵项另归为一类，并发现这样做在我们这个表的结构上可以配置得井井有条。我们将这一类韵项的韵头拟为与i相比较靠后的i——之所以这样拟音是注意到这个韵头后面跟的都是中、后元音，再考虑到该韵头事关后世分化出轻唇音的条件，i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不论把这个音具体拟成什么，这里我们不妨顺便大胆地反过来断言这个音的存在就是后世分化出轻唇声母的条件。尽管这是一个捎带着提出的看法，但就契合在一个大系统中（象我们这个表那样）的局部情况哪怕是附带着得到的结果也许往往会比通过其他更专门但也更孤立的途径进行的研究更能说明问题，并且一个真正能够成立的系统其本身往往就能自行解决许多局部情况。

需要指出，这个韵头的存在应被视为附着了多种现实和历史因素的一个共时现象，并没有一个同一的来源。象在阳、东㈢、钟、严－凡等韵中它应是i-受韵腹和韵尾的作用后移而形成。废、元、殷等韵分别与i-韵头的祭、仙、真等韵构成对立，这种对立则必然有其历史上的原因在。至于虞和鱼的对立，我们认为其来源相当清楚。上古展唇的鱼部圆唇化，变成较开的o，是为切韵音系模和鱼的韵基。与之反方向，上古侯部三等这时脱离了高舌位的侯部韵基而开始降低舌位，这样它就向模和鱼的这个韵基靠拢，但带着一个u-头，因此，在虞和鱼上i-和i-的对立最初应是iu-和i-的对立，继而在非音位层面的实际语音中可能还是u-和i-的对立，甚至也不妨大而化之地说就是开合口呼的对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上古鱼部三等结合唇音声母不是变成鱼韵而是变成虞韵，致使鱼韵在韵图上的唇音栏呈现一片空白。

我们已经强调，不能完全以陆法言对韵目的归类为准绳，下面就是两个实例：一个是东㈠、东㈢、冬、钟的关系问题，一个是庚㈡、庚㈢的关系问题。在陆法言那里，东㈠和东㈢应该具有相同的韵基，所以他赋予它们同一个韵目，庚㈡和庚㈢应该也是这种情况。

先看第一个问题。在我们对阮韵的检视中，没有发现什么东㈠和东㈢以及冬和钟合韵的情况（一个例外是《大人先生传》中的《采薪者歌》内有一个东㈠的字杂入东㈢韵中——但另一种版本的《采薪者歌》却未有杂入）。相反，颇有东㈠和钟合韵的情况，如在其四言诗中（韵例：聪庸凶功通雍从容踪龙）、在《元父赋》中（韵例：公从同）、在《大人先生传》中（韵例：功纵容踪龙同）。从韵部的演变来看，这也是更加合理和脉络清晰的：东㈢主要从上古冬部而来，钟主要从上古东部而来。至于到陆法言那里怎么来了个移形换位，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尚待合理的解释。

再看第二个问题。庚㈢和清或可被视为互为重纽，这早已有人指出[3]164。从阮籍的用韵来看，庚清青大量合韵，其韵基应该是同一个。结合它们在韵图中的分布勘查我们这个表的系统矩阵，庚㈢和清除了互为重纽不可能有更恰当的安排。如此一来，庚㈡和庚㈢就不可能象陆法言理解的那样具有相同的韵基。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小疙瘩。在阮韵中，与清青合韵的，确实多为庚㈢的字，但有两个字是属于庚㈡的：“生”和“行”。如何解释这一情况？从“生”这个字源于上古耕部，而耕部又是切韵音系清、青二韵的源头看，从“行”这个字历史上长期存在异读至今的情况看，阮籍口中的这两个字也许就是属于庚㈢/清或有属于庚㈢/清的异读，只是陆法言根据他那个时代的某种语音将它们归为庚㈡。总之，这里我们宁可将其视为个别字的归目问题而不是庚㈡－庚㈢整体的问题（王力《汉语史稿》也将“生”列为“不规则的变化”：应该入清韵却入了庚韵[10]94）。

与上面的一分为二相反，严、凡和业、乏这里分别合二为一，因为考虑到它们除了某些罕用字或后出字而外完全呈互补格局，从共时层面上看分开倒难于解释了。

我们的构拟基本上是在音位层面上的，如三等韵的麻、祭、仙、薛诸韵的韵腹都被处理成a，但其实际发音在i-介音后应会前移，变成[a]甚至是[æ]。这就象今天北京话an和ian（此处用汉语拼音）之间的关系，两者的韵基在音位上相同，也彼此押韵，但在音素上有差异。对于音位和实际语音的差异足以影响押韵的一些韵项，我们则在表中把我们认为的实际语音在方括号内标出，如齐韵[ei]。音标中圆括号内的央元音（见皆、肴等韵项）是音位上的存在，但在实际语音中应该会被销蚀掉。

有合口呼的韵项我们以一个小(w)加以标明。我们对合口呼的问题也没有专门的研究，但从历史上把唇音声母视同为合口呼的惯例以及《切韵》大多数韵目不分开合口来看，开合口在当时似不宜视为一个韵母问题。

至于《切韵》中个别开合口分立的韵目（分立的原因应该是主元音产生了区别），如咍－灰等，我们在我们认为的其音位位置加括号给出其合口呼韵目，同时在我们认为的其实际语音位置以斜体重复标明该韵目。

对于《广韵》中增加的韵目，在本表框架能够兼容的情况下，我们套上方框附加在我们认为它们可能出现的位置，但一般不再注音，如桓；戈㈢由于分开合口，所以特加注音。

该表最下面的三栏虚框安排的是“四等”重纽。根据表中的构拟，重纽显然不是一个韵母问题，但在韵母表中将其表现出来对全面把握三等韵的内部层次又不可或缺，所以作为附加放在虚框中。其中带有明显摩擦的j音乃是音位性的表述，可以更好地在历时过程中承前启后，但如果一个四等重纽音节当时的实际发音类似于psi或gzi的话，也不应令人感到惊讶——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四等重纽多以舌齿音字作为反切下字（以与之相区别，三等重纽就势必只能多以唇牙喉音字作为反切下字，何况重纽都发生在唇牙喉音上）。与上面谈到的i介音问题一样，重纽应该也是一个汇聚了多种历时因素的共时现象，如董同龢先生曾指出一些韵项的三等和四等重纽字源自不同的上古韵部[11]1-2,13-14；而对表中的构拟构成重要支持的一个历史线索则是藏文的“一”（一个汉语中的四等重纽字），其元音之前的辅音是一个舌根塞音加一个舌面前塞擦音[12]5（也可以转写作gts-[13]90，这样其源头更加清晰。不妨设想，到汉语，ts类的音最终变成了我们这里重纽中的j）。由此我们也许可以设想重纽有着远古的来历，定型后其音位上的主线乃是i（三等）-ji（四等）对立，后来又有一些其他成分附着到这种对立之上（按：对于一些汉语与有谱没谱的“亲属语言”的比较结果我们向来不以为然，因为它们严重缺乏系统性。而就我们的有限认识而言，汉藏比较中真正有系统性存在的地方就是数词，这中间的对应是可靠的，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发掘）。另外，我们之所以以i-ji对立看重纽问题，还因为从我们非常看重的系统性出发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在某个较早的历史时期的共时层面上，这个j的存在与否可能构成了三等韵内一种全局性的对立，这样我们不妨把上古的端透定母-(部分)章昌船母、泥母-日母（说不定还有来母-(部分)喻㈣）等也视如互为“重纽”，在音位上每一对的后一项以声母后带有明显摩擦音的j的存在与前一项构成区别。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音韵学上通常所说的重纽不过就是这种早期的全局性i-ji对立在唇牙喉声母+(j)i介音+前元音音素上参差不齐（如侵、盐重纽就只发生在影母）的残留，而这种对立在舌齿音上其实变相（已经变成了不同的声母）保存得显然更加完整。我们认为，这样看待重纽问题，比就事论事地仅仅把目光局限于唇牙喉音上也许更能帮助接近真相——音系上的真相往往是成系统的。以上谈的支持i-ji对立的重纽模式的理由还仅仅是我们的看法，而事实上这一重纽模式早已有主张者，切入角度是安南译音[8]118。

（本文的观点产生较早。现在，我们对中古重纽的形成机制已经有了我们认为更完整的看法，而由于它正源自这里所粗疏描述的对重纽的认识，为了不造成循环论证，本文对重纽问题且维持我们在出发点时的认识状态，我们就重纽问题和文中其他个别问题较新、较完整的看法将另文说明。）

以上涉及的基本上是一些较为系统性的问题。下面谈谈就一些细部的处理。

歌韵被构拟为一个舌位较后的a而不是一个较前的a，显然是因为考虑到它后来向o类音的演变。

模韵拟为一个o类音、侯韵拟为u，是推想到它们分别所源自的上古开口较大的鱼部和开口较小的侯部到切韵时代的演变关系。模和侯的拟音确定了，根据阮籍的用韵，鱼、虞和尤、幽的韵基也就水落石出了。虽然这里我们所据是阮籍的用韵，但验之以同时期o和u的梵汉对音，与这两个韵基的构拟也是相当吻合。对于梵汉对音，我们下面还有涉及。

至于模韵为什么拟为一个较开的o，这是因为它如果是一个较闭的o，则就与同样等高的e音位前后呼应了，而e音位的实际读音已被推测为ei（因此当时支齐不押韵），相应地我们也许就不得不毫无必要地把这个较闭的o的实际读音处理成ou。

将咍韵处理成舌位较高的央元音而不是舌位较低的央元音的合理性在于这样做有助于解释它后面如何会增生出一个i来，而加上这个i是因为这时之咍已分，并且-i可以解释咍韵日后的演变。需要指出的是，之咍分家看起来好象是件大事，其实问题只在一个细节，而从音位上看，不妨说它们当时其实并没有分。这很象今天北京话的e和ie（此处用汉语拼音）之间的关系，从音系结构上说两者的韵基可以视为同一音位，虽然音素的实际发音非常不同，也不太押韵。

齐韵也被后附有一个增生的i成分，因为齐与支（ie）不押韵。

    至于微韵[ii]中的i，是因为微脂合韵，全然不分彼此，仅用i、i发音相近好象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音位不同，发音再相近也可以区分。与咍、齐的i作为韵尾不同，要解释微脂合韵，还应设想在非音位层面微韵的i已是“喧宾夺主”，把i挤成了韵头。

豪韵不拟为au，因为我们认为鉴于上古幽部的韵基后来演变为豪韵，它必然要经过类似于ou这样的一个历时台阶，而不可能一步跳到au。对此我们音位地描述成表中的样子。使我们认定那个时代就是处于该台阶上的，乃是源于一个困惑，即如果把豪拟为au，则我们找不到一个三等韵与之配套（宵萧合韵，可能的三等韵只能是ieu）。此外，这样也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帮助解释为什么咍韵从上古的之部生出一个i尾，一个可能的动力就是要与这时豪韵同样韵腹的u尾前后呼应，并且后世它们双双变成了ai和au这样的格局。

祭泰合韵提示我们从上古祭部演变而来的祭、泰、夬、废这四个韵项最好被视为具有相同的韵基。对其韵尾的处理（-j）我们将在下文交代。

与之有关联的一点是，《广韵》删黠、山鎋相配，董同龢考订当改为删鎋、山黠相配[3]88，王力《汉语史稿》从之[10]52，本表采取他们的意见。鎋韵与祭泰夬废月曷薛诸韵都出自上古祭-月部，祭泰夬废月曷薛在本表的构拟中不约而同都具有一样的韵腹:a音位，再加上鎋韵就齐了，由此更可以看出董氏的上述改动是合理的。

四

以上解释了我们结合阮籍的用韵对切韵音系的韵母系统所做的分析和整合，但阮籍的用韵当然不是孤立的现象，首先就有他的父亲阮瑀（公元165年?－公元212年）和所谓“建安七子”中的其他一些人物可资印证[14]。可以看到，阮瑀诗歌的用韵表现与阮籍非常吻合——唯一的例外是《琴歌》（中有文、元合韵），却早被证明系伪作[14]307,[15]600。从“建安七子”以及东汉时期其他韵文作者的用韵情况看，当时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文学语音（如后来唐诗中那样）。河南一带的语音和它周围的象山东东部以及陕西、江苏等地（这里都用今天的地理名称）的语音差异相当明显。“建安七子”中，除阮瑀而外，孔融（公元153年－公元208年）为鲁国曲阜（今山东省曲阜市）人、王粲（公元177年－公元217年）为山阳高平（今山东省邹县）人、应玚（公元?年－公元217年）为汝南（今河南省汝南县东）人，他们的用韵表现与阮籍高度同质，而与广陵射阳（今江苏省宝应县东）人陈琳、北海剧（今山东省昌乐县西）人徐干和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人刘桢的用韵表现有相当差别，尤其是江淮一带的陈琳。此外，象辞赋大家关中人班固其用韵亦不同于阮籍的用韵，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我们所拟寒基与痕基的一些韵母在班固和其他一些关中韵文作者那里往往混押[16,17]（就象那首阮瑀伪诗那样。我们推想，后来唐朝定都长安，这种混押挟京畿之势侵染律诗用韵，并波及后世，遂有“该死十三元”之谓），而在河洛一带判然有别。

在上面提到的与阮籍有相同用韵表现的人当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粲。他的籍贯虽是山阳高平，但祖上累世公卿，自幼应该是在都城洛阳长大[15]597,[14]78，他的用韵表现与阮籍的一致性（除奉曹丕之命而作的《浮淮赋》而外）非常有价值。

到了阮瑀的老师，同是陈留人的蔡邕（公元132年－公元192年），语音面貌小有异样，那就是在他的赋作中，上古之部并未解体（如《述行赋》时灾思押韵、《协和婚赋》妇使始押韵、《释诲》灾基滋押韵）。不过蔡邕以精于音律著称于时，这种情况是不是有意存古还不好说。但即使此时上古之部未变，仅此一点差异也不妨碍蔡韵与切韵的基本一致性，理由见前面对咍韵的解释，在性质上这与寒基与痕基的混押不同，因为寒基与痕基一乱起来就是牵扯到整个系统的问题，在我们这里所给的切韵音系表的框架内就无法配置，也就是说那是另外一个音系。不过蔡邕文本的复杂性还在于，考其韵文大部分与阮韵表现大体一致，少数却明显不同，尤其是一些碑铭，比如其中就有寒基与痕基杂乱的地方[16]，似乎同一个人有不同的语音。就一篇他不同于阮韵表现的赋作《短人赋》，有注家从文学角度评论道：“此赋读来诘屈聱牙，令人厌烦”，“作为一个东汉的大学问家、经学家，写出如此卑下的赋作，真令人惊异”[17]841。无独有偶，在《管锥编》“蔡邕作碑志”条中，钱钟书先生对蔡邕的文章也作出了“识卑词芜” 的评价[18]1020。至于蔡邕之女蔡文姬，其作品在文学史上更是出了名的真伪难辨，我们就不去关注。有鉴于这种扑朔迷离的状况，如果可以仅取蔡邕韵文中同于阮韵表现的部分判定蔡与阮语音同质，那么以蔡邕的生年，我们就可以将切韵音系的时间上限推至公元2世纪初。

再往前推：张衡（公元78年－公元139年），南阳西鄂（今河南省南阳市）人。起初，我们并没有把张衡作为一个理想的目标，因为他虽然也是“河南人”，但从当时的行政区划来看地属荆州[19]，我们一时无法肯定他口中说的就是河洛方言。然而在检视了他的数量充沛的韵文作品的押韵情况[16,17]之后，我们发现他的用韵除个别字的归韵（如“风”属侵部，这一点也不能排除刻意模仿古人的可能）之外，基本吻合于我们表中的切韵音系构拟（我们的构拟表的完成仅参据阮籍一人的用韵，完全没有折衷或迁就诸家用韵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说某家用韵与之吻合，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客观的检验尺度的）。张衡用韵不同于阮籍之处据我们观察主要在下面几点：一、同蔡韵一样，上古之部未解体，如《思玄赋》理改止押韵，《西京赋》妇鄙恃、纪有押韵，《七辩》胎时、司谋疑押韵——用我们的构拟来解释就是央元音后没有-i；二、央元音后没有-i，也就不可能有咍灰二韵，这样灰、皆仍未出上古的微、脂诸部，如《思玄赋》归回怀押韵，《西京赋》霏雷威押韵；三、央元音后没有-i，比照起来齐韵应也没有-i，所以有支齐合韵，如《思玄赋》离携押韵；四、上古阳部未分离出庚㈡、庚㈢，如《思玄赋》阳英荒押韵，《南都赋》琅明英觞、阳英长押韵；五、一些后来变成去声字的上古入声字在张衡那里还是入声字，如《东京赋》戾洎质贽二、节替谲押韵；六、有一些鱼虞合韵，但不象在阮籍那里那样多，似处在上古鱼部和上古侯部一些成员的韵基将合未合的阶段，鱼韵大量独用。应该说以上几点多是些枝节问题，不太影响张韵与我们所拟的切韵音系的大体一致性。不过可能有人会认为最后一点对我们的这一看法是个挑战，因为如此一来在我们的音系结构中鱼虞之间的关系该怎么安排？前面谈到鱼虞关系的时候，我们设想它们曾会是i-和iu-的对立。如果它们在张韵中果然如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想iu-后的o类音受u-的影响开口度较小——当然那是非音位性的，但造成了鱼虞押韵不太协调），那么这个虞韵在我们的表中的确就无从处置。不过正好在现代北京话中有一个与之平行的事例可以帮助解释这一问题。üan（此处用汉语拼音）这个韵母在不少操标准北京话的人的口中发成iuan（此处用汉语拼音的音值），尤其是在歌唱性的场合，前者听起来反而别扭，但iuan在现代北京话韵母系统的矩阵中却找不到容身之地，尽管它一直存在于标准的北京话语音中至今。无论从历时还是共时的角度看，现代北京话iuan和üan之间的关系同我们这里对切韵音系虞韵的两种拟音（iu-和i-）之间的关系都极为类似。把üan发成iuan并不意味着说的就不是标准的北京话，对虞韵的这两个（或者哪怕有更多的）变体来说，道理也是一样。如果张衡口中虞韵的韵头是更加有历史特点的iu-而不是我们表中的i-，且其韵腹受韵头的影响开口度较小，则鱼虞合韵就会较少，独韵就会较多，但根据我们上面的阐述，这并不妨碍张衡用韵与我们所拟切韵音系的基本一致性。如果对张韵的上述看法能够被认同，那么以张衡的生年，切韵音系的时间上限就可被推至公元1世纪。

再往前推，有效的语料显得稀缺，并且其中的不确定性更大（比如我们在检视西汉初年洛阳人贾谊的用韵时就很难确定有些地方他是在有意仿古还是出以他本人的实际发音），加之洛阳这时已经不是“帝王都邑”，对音韵学的份量有所减少，所以对切韵音系的时间上限我们就先上推到这里。

于是结合本文的其他部分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一、《切韵》反映的是公元311年匈奴军队攻陷洛阳前的河洛方言的音系，这一音系的大体格局至少在公元1世纪的东汉初年就已存在于当地（这里对切韵音系的时间下限我们没有用西晋灭亡，而是用导致西晋灭亡的匈奴军队攻陷洛阳的年份，因为这一表述更可以揭示该音系分崩离析的原因）。二、切韵音系是陆法言主要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有意“综合”与西晋灭亡前的河洛方言有直接渊源关系的当代方言并参考古今韵书而得到。

五

有人会对我们的三等韵拟音提出一个严重的质疑。根据东汉三国时期的梵汉对音，大量非颚化梵文音节也都译以三等韵的汉字，甚至原来没有也要造出来，如ka：迦。事实上《广韵》的开口三等戈韵就是为这种译音字而增列。要知道，东汉三国正处在我们认为的切韵时代，而译经地点主要是洛阳和金陵[13]2。以此而论，象我们这样给这种三等韵拟出颚化介音来岂不是经不起检验？对此我们进行了一番探究。对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13]一文的梵汉对音表进行检视，我们发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