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以前写的一篇关于转注的个人的看法，现在贴出来，希望诸位能不吝赐教，不胜感激！也可回复我的邮箱qyardnn@163.com

摘  要：关于转注的“建类一首，同意相受”，本文认为“类”是义类，“首”是初始、起先的意思，“同意”是造意取向相同。转注揭示的是转注原体字与转注新字之间的动态的关系，实际是一种造字机制，在六书中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转注  义类  造意取向  关系  机制  转注原体字  构件
 六书的转注，历来说解不定。以致孙中运先生形象的比喻成“摸象”，唐兰先生也说：“转注是问题最多的一个名目……总之，这条的界说不清楚，例子也不好，所以愈讨论愈糊涂。”说家很多，也没有定解，现在倒成了一千古之谜。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论》中列出了九家说解，评述时说：“以上所说，显然跟汉代学者的愿意不合”最后又说：“我们认为，在今天研究汉字根本不用管转注这个术语……总之，我们没有必要卷入到无休无止的关于转注定义的争论中去。”然而，转注不明，又怎么去完整理解古人六书之精神。孙雍长先生说：“转注实在是一个关系到汉字创制六书理论和中国文字学史研究至关重要无法回避的问题.”下面是我们对转注的理解，以博方家的指导。历来关于转注的评论，曹仁虎在《转注古义考》中有详细的综述，共列25种说法，一一 评价，指责得失；孙中运先生在《论六书之转注--揭开千古之谜》中列20家，也有评价，孙雍长先生在《转注论》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说明，高明在《古文字学通论》中分为三派，对每派的代表也都有评价，可以参看。
现在看来，“转注”之所以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是因为时移势异，古人又言简意赅，一些细微的差异为今人不察所致。唐兰说：“因为许氏给与六书的界说过于简单而不能确定，所举的例子，每一条又只有两个字，所以后来人的解释，人各一词。”且“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以致“愈讨论愈糊涂”了。理解转注，只有从名称、定义和所举的例子入手。在这三者中，尤以定义为要，乃是解释转注之根本。曹仁虎在《转注古义考》中说“欲定转注之义，仍当以《说文》“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二语求之。”的然卓论。后面所举考老二字，自然也很重要，只是后人在理解这两个字时，往往挖掘太深，不知道定义是根本，例子为补充的道理。举例来说：关于双胞胎，《汉语大字典》解释是：“同一胎出生的兄弟姐妹”。我们向别人解释双胞胎的时候自然本此定义，有时还加个例子，说那两个姑娘就是双胞胎，如果听者不注意定义，却只在例子上下功夫，往往会得到一些无关的东西来，比如：“一胎所生，都是11岁，都是女孩”等。殊不知后面两项对于定义来一无所用，反倒相对缩小了定义的外延。后人根据考老古韵同在幽部，KL又可能是复辅音，认定两者读音相同，并作为转注的必要条件。这和所举的双胞胎的例子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
那么，关于许慎所言“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又该怎样理解呢？
“类”即义类。《说文 叙》中“依类象形”、“比类合谊”、“方以类聚”的“类”都是指的义类。是对事物概念的类化，也就是抽象。这一点各家所说差异不大。“思维的进程是从感性认识到概念的，再修概念的类化到判断和辨识。”从语言在代词的出现过程也可以说明这个道理。“泛称代词的标志着远古人有了认识对象的观念，这就促使他们为面对的各个对象给个音响符号，于是出现了原始名词。原始名词不是类名词或抽象名词，而是个体专有名词。在一些原始部落中，每一棵树都有一个专名有没有总括之名，上古汉语中不同年龄不同颜色的马都有不同的专名，阿拉伯人对“沙”有几十种叫法。这些都是原始名词 的遗迹。专名的类化类名词，专名的虚化形成抽象名词。”这个抽象名词就是部首，比如骖、骐、骓、驷等抽象为“马”。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抽象。比如马、鹿、犬等抽象为动物。
“首”，是不能理解为部首的。唐元发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论述：“所谓“部首”，《说文》只言“部”，不言“首”。《说文·叙》中有云：“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又云：“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也。”其后学者也都还是言“部”不言“首”《魏书 ·江式传 ·上古今文字表》：“首一终亥，各有部属……有六书之谊者，皆以次编联，文无重复，纠为一部。”顾野王《玉篇》:“一部等一，上部等二，示部等三……凡五百四十二部。”《颜氏家训 ·书证篇》：“许慎检以六书，贯以部分。”“建类一首”之“首”在《说文》中本不当“部首”作解，把“一首”释为“同一部首”，显然是难通之说。”这是解释为什么不能把“首”解释为部首。那“首”字究竟该做何解？唐先生在文章的后面引字书来解释它：“《尔雅·释诂》：“首，始也。”《洪武正韵·有韵》：“首，先也。”皆“首”之引申义。“建类一首”之“首”也应作“初始”、“起先”讲，与“首一终亥”之“首”义同。”唐先生的说法我们认为是较为正确的，立足于字书来解释定义，而不是像其它人那样先有对定义的理解，然后再去想法解释定义的字。后者主观性太大。对“首”字的理解往往错在此。
所以，“建类一首”概括说就是建立以一为始的义类。“一”在这里是义类的称谓，它的概括意义就是平面或地面。虽然它在说文里是以部出现的，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一个义类。可能有人会问：“那你说的义类和部首是什么关系？”义类所包含的范围比部更大一些。部可以说是义类的一些具体概括，如人为一个义类，但是说文中于人有关的部却有人、大、士、女、子等；植物是一个义类，部中有竹、木、草等；动物是一个义类，部中有豸、犬、牛、羊等。有时义类下只有一个部，像表示平面的义类只有“一”等。这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么一个事实：同一义类的词可以出现在不同不部中。我们可以用部的相通用来解释，比如心部和言部（应字的繁体有的下面是心字，有的下面是言字），骨部和月部，广部和厂部等。它们只所以能够通用，就是因为属于相同的义类。义类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有的义类并不在540部之列，像表示肯定的义类，“然”字和由此转注产生的表示肯定语气的“”（然的左边加口），虽然可以把前个字归到火部，后个字归到口部，但是作为一个义类的然字，说文并没有这个部首。有时一个部首下也会有不同的义类，比如《说文》金部，我们可以大致分为金属义类（铜、铁）和财富义类（银）。黄侃也曾指出，“玉”部“自璙以下，皆玉名也；自璧以下，皆玉器也；自瑳以下，皆玉事也；自瑀以下皆附于玉者也；殿之以灵，用玉者也。”从此角度来看，义类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语义场”的概念来说明刚才说明的道理。我们所说的“义类”基本上类同于“场”的概念（语义场的概念借鉴于胡明扬的《语言学概论》）。比如戋有细小之意，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场，与此有关的浅、贱、残等都是它的下位词。
“同意相受”各家理解差异也很大。我们集中来看“意”的含义。吕浩先生在他的《汉字学十讲》中仔细考察了这个问题，发现《说文解字》正文中共使用这个词语31次，徐锴、徐铉等使用了4次，并且对出现的每一个“同意”都作了具体的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从以上分析可知，许慎使用“同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之间所具有的相同构件在各自的字中所体现的取向造意相同。有的构件不同，但可以类属，且它们的取向造意相同……总之，许慎讲的“同意”一点也不是指初始意义的相同，与通常的理解的“同义”不同。”我们认为这是很正确的说法，吕浩先生的见解建立在对说文的具体的分析上，很经得起推敲。《说文》在表达“义”的概念的时候用的是“谊”这个字，这个字在《说文后叙》中出现了4次，都作义解。王筠在《说文句读》中解释这个字说：“谊，古义字，谓之文字之义，当及此时传之也”。吴辛丑先生在《〈说文〉同意字与转注字浅析》中也对“同意”作了穷尽的分析，发现“同意”一语主要是用来标明一个字与另一个或几个字的关系。实际上吴先生所说的这种关系就是造意取向相同。王宁先生在《汉字构形学讲座》中也说用一个构件体现同一个意图叫同意。为了清楚的理解这几句话，我们移录吕浩先生所举的例子来说明。
韭，菜名。 一种而久者，故谓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此与颛（去掉页字）同意。凡韭之属皆从韭。
颛（去掉页字），物初生之题也。上像生形，下像其根也。凡颛（去掉的页字）之属皆从颛（去掉的页字）。臣铉等曰：中一，地也。
这一组字的相同构件是“一”，皆指地面，取意相同。
奔，走也。从夭，贲省声。与走同意，俱从夭。
走，趋也。从夭、止。夭止者，屈也。凡走之属皆从走。徐锴曰：“走则足屈，故从夭。”
奔字和趋字两者相同的构件是甩臂奔跑的人形，取向造意相同。
我们认为，下面李圃的一段话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造意取向：
“与本体系统正相反，汉字的取向系统却处处显示着它动态的特征。取向发生系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语素的物化及其回归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以语素与汉字的成字遥相对应 ，以其动态的生成工程形成了三分环节。这就是，以语素为出发点，经过人们的中介思维，去全方位地捕捉外界的文化信息，即所谓取向。所取之象，或为实象，或而虚象，或者单一，或者复合，形成对应语素的形体，即为成字。成字与语素之间是否就可以简单地划等号了呢？回答是否定的。汉字中除少数具象性名物语素以外，大部分成字同所对应的语素之间存在着差异，因为仅凭成字的形体也只能算是取向所造之意，与之对应的语素还不完全是一回事。例如“夺”，其取向为“寸”为“奋”。据所取实象言之，表现的是手执的一只大鸟奋飞了。这就是取向造意。”
行文到这里，我想我们可以对转注的定义作这样的描述：所谓转注，就是在转注原体字的基础上增加表意构件或是表音构件来产生一个新字，这两个字的相同或相通的构件造意取向相同，新字和原体字的关系叫作转注。（转注原体字概念借鉴孙雍长先生《转注论》，构件名称参看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
对这个描述，我们有下面的说明：
1）转注新字和原体字必须有相同或相通的构件。并且造意取向相同。
2）转注是种关系。这一点很重要，关系到我们对转注字和形声字的区分，转注字和会意字的区分。我们说许慎所举的考老二字，老是会意，考是形声，以前人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把这两个字作为例子。把这两个字作为例子是从考产生的过程来说的，正象前面李圃先生说的那样，是个动态的过程，我们不能静态的孤立的去分析这两个字。假借也是种关系，单独的看，“令”是个会意字，“长”是个象形字，为什么许慎把它们作为假借的例子？那是因为对于本字来说，这两个字是通过的假借的方法得来的，这个字和本字的关系是假借罢了。 只是后来的人为了称谓的方便，把通过假借的方法产生的字叫做假借字了，它实际表示的是种假借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六书，我们会发现六书是很整齐的，也是很完整的。戴东原把它分成“四体二用”，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前面的四书是对单个汉字的结构的描述，后两书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的关系的描述。但这样说并不能认为我们完全赞成“四体二用”之说，究竟前四书是不是“体”，后两书是不是“用”，现在看来不是那么简单。孙雍长先生的《转注论》就认为都是造字法。我们只是认为四和二的区分颇为高见。当然，明代的杨慎也论及此。对于转注表示的是种关系，清代的江声已经开其端，其《六书说》有大致论述，可参看。
关于转注的几个问题：
1）转注的读音问题。
现在的讨论转注的学者，喜欢把读音也牵扯进来，认为汉字的汉字的形、音、义三要素，在什么形势下都是缺一不可。所以他们分析转注要求形似，义通，音近。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他们主要是太专注于考老两个例字的分析，而缩小了转注的外延。“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中哪一点提到读音？是没有的。我们不能无中生有，以己意自蔽。老考固然是转注关系，读音也偶然相同，老和耋、和耄、和耆也都是转注关系，读音就不同，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所以我们在说转注关系的时候并不强调读音的相同。但是，有一部分转注关系字读音也的确相同，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要求他们都相同。他们的所说的转注实际上就是同源词了。
2）同部还是不同部的问题。
我们认为，是转注关系的字可以在同一部，也有可能不在同一部，并且，同部的字有的并不能构成转注。比如：句和拘、笱、钩（句在这几个字中都有纠缠意，勾字意可与句通）形成转注关系，是在同一部。但夋和峻、骏、俊、浚（夋这个构件在这几个字中都有高大意）形成转注关系，不在同一部内。
3）转注原字和转注新字的对应问题
我们认为，一个转注原字可以对应几个转注新字，如老和考，老和耋、耄、耆等都形成转注关系。其中考、耋、耄、耆是一组近义词。同时也会有一个转注新字对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转注原字的，像皤字，我们很难说他的原字是白还是番，因为他们都有白的意义。这大多是一些会意字。
4）转注与形声、会意的关系。
以前人们往往认为这样理解转注，是与形声字混淆。其实不然，转注对两个词的动态的关系的描述，形声，会意是静态的结构描述。两者不在同一层次上，并没有什么可比性。
5)转注的意义。
这一点我们可以和假借放在一起来说明。形声字的产生人们现在普遍认为是在假借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形符（我们叫作表意构件），假借是用来表明形声的读音，那么形声字的意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归功于“转注”，“转注”把这个“义类”转而注之到这个假借字上，形成的新字就是一个形声字。从这个角度看来，转注和假借实在是文字产生的一个机制。会意字也是这种情况。不同的是会意字没有有假借的参与。我们这样理解转注，正像孙雍长先生说的那样：“转注实在是一个关系到汉字创制六书理论和中国文字学史研究至关重要无法回避的问题”。举个例子，比如“骐”字，《说文段注》释为“马青丽文如綦也，从马其声”。“其”是一个典型的假借字，做它的表音构件，“马”的义类“转而注之”，造意取向为马属，就是现在的“骐”字。
在是我们对转注的一点看法。当然还显得很幼稚，等着方家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