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研究中，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一直是个很基本的问题，甚至因此而分成不同的学派。

说两者都重要，不可偏废，应该互补等等，我觉得都失之空洞、笼统，不解决实际问题，也没有反映问题的实质。

现在我觉得是否可以这样表达：
所谓语言的个性、特点，不过是共性落实的不同具体形式。

让我具体说明这一点。当代语言类型学有一条蕴涵共性，“一种语言中，名词宾语前置于动词，蕴含着代词宾语也前置于动词”。这条蕴涵共性排除了名词宾语前置而代词宾语后置的语言的存在。这条蕴涵功能的功能解释是“代词比名词具有更大的前置倾向”（当然还能做更进一步的解释，这里暂且不扯开去），而这一语言共性也能部分地解释古汉语中否定句中代词宾语通常前置而一般名词宾语不需要前置的现象，并能部分解释现代汉语中宾语和动量补语之间的语序规律：代词宾语其他宾语更多地前置于动量补语。也能解释双宾语的语序问题，通常表示间接宾语的人称代词很容易前置于直接宾语。也就是说，这三个汉语现象可以概括成一个语言共性的不同具体表现。
以往有不少学者认为“下雨了”“雨下了”这样的对比反映了汉语的特点：以动词为比较基点，名词前置时为定指而后置时为不定指。其实这也反映了一条语言共性：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定指的或代表旧信息的单位总比对应的不定指的或代表新信息的单位更容易前置（这一条其实也概括了前述代词和名词不同前置倾向的共性，因为代词总是定指的，并且通常指称旧信息）。英语中The rain started 和 It is raining 之间的对比也同样反映了这条共性；不过其中后移的“雨”从形态上说，落实为动词形式了而已。
这样分析，就增加了不同语言、不同结构之间的共性：上述几种种情况都符合共性同一共性，不过共性落实的具体方式不同而已。


所以我觉得分析深化的过程也就是扩大共性的过程。物质世界的分析从宏观分析到微观的原子结构分析，再到基本例子的分析，也就是扩大我们对共性认识的过程。


希望听到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强调汉语特点研究的网友的意见。

对这个帖子长期没有网友反馈，默认或无标记的解释就是没有人持激烈反对的态度，我就得寸进尺再提出一个类似的
说法：偶然性是必然性不同的具体落实形式。

偶然性跟个性、特色相关，必然性跟共性相关。

如果认为偶然性、特性等毫无必然理据，那么，我们的探索也到此为止。但如果坚信偶然里面有必然，这就
可以引导我们去寻找这看不见的必然规律。

这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消极的。即使真有我们现在解释不了的偶然性因素，那也不能说明这个偶然因素永远解释不了。否则只有放弃研究。这里举一个偶然性的例子。

在学者们所观察到差比句结构中，普通话典型的差比句比较特殊，它不同于SVO英语的“比较对象+形容词+比较标记+比较对象”（cats are better than god)，也不象SOV日语的“比较对象+比较基准+比较标记+形容词”（中国は日本より広いです）。而是形容词的位置跟日语一样在最后，比较标记却跟英语一样在比较基准前。弄了个两不象。这在语言类型学中是个独特的现象。而广州话和古汉语都跟典型的SVO语言相同。普通话的比较句语序似乎是个偶然现象。其实这也是普遍现象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这主要跟普通话中的“比”的动词性有关，广州话中的“过”（我高过你）和古汉语中的“于”（此优于彼）都不具有动词性，而“比”却有动词的属性，在不少句子中可以单独作动词（我们比一比，我比不过你），而“过”和“于”却没有“比”的这种用法（这些都是我的一位研究生指出的）。

正因为“比”还残留这相当多的动词属性，因此它的位置与SVO的动词保持一致，处在比较基准之前，而在整体上遵循时间顺序原则：先比较，然后有结果（我比他，我高——我比他高），这才成为“我比他高”这样的普通话比较句。

因此，这个看起来是个例外的偶然性现象背后实际上还是普遍性的规则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