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朋友讨论到一个问题，觉得有些普遍意义，想听听更多网友的意见。
有关语序原理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是“重度顺序原则”（Heaviness Serialization Principle,
Hawkins 1983:88-113），意思是越长的成分越倾向后置。但是后来Arnold 等指出，这个原理其实也包含了“无定后置“
原理，因为定指性强的成分往往是简短的成分。另一方面，徐烈炯（1997）指出，越长的名词性成分，因为修饰语多，内容也越具体，定指性也越大。如”一条狗进来了“一般不说，但是”一条白白胖胖的狗进来了“就比较好，因为主语比较有定。两种说法似乎有矛盾，到底长成分是增加有定性还是减少有定性？
我觉得这个问题似乎可以分析如下。
应该区分两种定指性：事先现成的有定性和临时推理的有定性。就前者来说，当然是越熟悉的事物倾向于用越简短的形式表达，而对于后者来说，定语越多，内容越具体，越容易据以推出所指，导致有定性的提高。
由于长度对定指性的影响两面性的，因此，长度跟定指性很难直接挂上钩。
顺便说一下，我觉得“重度顺序原则” 缺乏足够的理据。成分大小如果对语序有影响，那主要表现为“内小外大”，即靠近核心的成分倾向短小，而长成分容易朝边缘移动。其理据性是因为可以减少中间干扰。








Arnold, Jennifer E.; Thomas Wasow, Anthony Losongco, & Ryan Ginstrom. 2000. Heaviness vs. newness:
the effects of structural complexity and discourse status on constituent ordering.
Language 76.1:28-55.
Hawkins, J. A. 1983.
Word order universals.
Academic Press.
Xu, Liejiong 1997. Limitation on subjecthood of numerically quantified noun phrases: a pragmatic approach. In Xu (ed.) The Referential Properties of Chinese Noun Phrases, Paris: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我用学校的机器试试看，能贴的话就好了。

无定后置是不是主要跟动词有关，即在动词后面的位置倾向于无定。而动词前的位置倾向于有定，当然SOV语言另论。

说长修饰语提高有定性，应该是指本来是无定标记的词，通过长定于增加其有定性，或者在默认无定的位置（例如动词后）增加长定语提高这一无定位置上成分的有定性吧？

光杆名词在主语的位置上默认为有定，在宾语的位置上默认为无定，这是位置决定的，跟名词本身没关系（专有名词除外）。因此很难脱离位置说定语或光杆名词与有定无定的关系。

立鑫的意见很有值得思考。

关于位置问题：
可别度（以指别性为典型成员的原型概念，包括生命度等）高的成分前置倾向大，本身跟动词无关。但是在动词短语或带动词核心的句子中，因为动词是必不可少的成分，所以是方便的参照点。但要注意，显示可别度区别的不仅仅是动词前后的区别。如同样在动词后的两个双宾语，也是可别度高的间接宾语靠前。不过此时仍然还是可以以动词为参照点，可说内层的间接宾语比外层的直接宾语位置更靠前，因此可别度高。至于都在动词前的成分，则是外层的比内层的更靠前。更概括地说，所谓前后，可以直接比较有关的成分的位置，如双宾语之间的比较，也可以是以核心词为参照点进行间接比较。后者的好处是可以比较两个不能同现的成分的位置。如“客人来了”和“来了客人”，若以“来了”参照点，假定它位置不变，就可以说动词前的“客人”比动词后的“客人” 位置更前置。

另一方面，核心词本身有个可别度问题。整体上说，名词的可别度比动词高，因此早期语言的早期句子（人类语言整体的演化过程中以及儿童语言的习得过程中），都是名词在动词前的。

立鑫说“说长修饰语提高有定性，应该是指本来是无定标记的词”。这很有启发。
是否可以这么说：带有定指标记（如“这、那”）的名词短语，越长指别性越低，而没有定指标记但带有无定标记（如“一个”）的名词短语，则越长指别性越大。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两者都不带呢？如果根据位置判断，说在定指位置上怎么样怎么样，在不定指位置上怎么样怎么样，那是否有循环论证或同语反复的弊病？

关于成分增长究竟是变得可别度更高还是更低的问题上，徐烈炯先生跟我说，增加上去的内容可以是旧信息，也可以是新信息，因此增长可以增加有定性，也可以减少有定性。这也同样否定了长度更可别度之间的对应关系。
我觉得信息的新、旧问题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同样的内容，是新是旧还要看是对说话者还是听话者。信息论中计量信息用比特做单位，好像是根据出现概率来计算的，并不区分新旧。

陆老师回帖中有几个概念需要区分一下。一个是可别度概念，陆老师说的对，可别度确实跟成分之间的相对位置有关，跟是否在动词前后没有关系。但是说有定和无定，那就跟动词前后位置有关了。还有一对概念是新信息和旧信息。通常新信息和旧信息也跟相对的位置有关动词，也跟成分之间的相对位置有关。尤其是SOV这样的语言，明显的是跟成分的相对位置有关。

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有定标记+名词，用了长定语定指性反而下降了，能不能举个例子来看看？从事理上看很难说得通的。因为加定语无非是在缩小对象的外延，难道外延缩小了，定指性反而降低了？这怎么说得通呢？比如“那个人”——那个手里拿着书的人——那个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书的人，凭什么说这三个句子的定指性递减？如何证明？

我觉得即使说加上去的定语是旧信息，也并不会降低其定指性。除非拿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

能否举个例子具体分析一下，定语长了，有定性降低了。

有定、无定跟动词位置直接相关，汉语是如此。更精确说，是动词前至少是特指的（包括特指的不定指），其他就没有明确限制了。动词后倾向不定，只是不定名词倾向后置的换一个说法。动词前主语至少是特指的，似乎是个语言共性。但是汉语是动词前所有名词性成分都受这个限制，不知道其他还有什么语言有这种情况，待考证。

关于下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的确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
徐烈炯先生的原话是：Compared with a short expression, a longer one contains more information, which can be either old or new. So it can be either topic or focus.
供大家思考。

这是Arnold 等人的文章提出的，被广为引用，我的印象中还没有见多反对这观点的文章。
按一般的想法，对于旧信息，既然双方都以熟悉，更具经济原则，提到时就可用简短形式表达，最简短的形式，除零形式外，就是代词了。
国内对信息新旧问题讨论很多，似乎可以对这个问题重视一下，这就是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初衷。

Arnold, Jennifer E.; Thomas Wasow, Anthony Losongco, & Ryan Ginstrom. 2000. Heaviness vs. newness:
the effects of structural complexity and discourse status on constituent ordering.
Language 76.1:28-55.

正在备课，正好有一个例句是我上课要讲的，就贴在这儿捉摸一下：

（）对涨红脸不知所措的我说，背吧。

代词必须是定指的否则听话人会摸不着头脑。按常理不必再加说明的成分。可是这里的例子如果说成“对我说，背吧”，跟现在的例子比较，显然这里的两个“我”不同，不加限定的“我”外延更大（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任何时候或任何地方的“我”），而“涨红脸不知所措的我”外延大大缩小，特指性大为提高。我想这不会是我一个人的语感吧？

想听听各位的高见。

看这两个例句：
1  给我一本书。（说话者用手指着好几本书）
2  给我书。（说话者用手指着唯一的一本书）
从字面看“书”的定语，1中的定语长，而2中无定语。从语感来看，2的定性更强。

分析原因，2 其实可以理解为“给我这本书”。而“这本”比“一本”的定性强。根据环境，2中的书本身是唯一的，不需要定语也可以被很好地定性。我是否可以理解为2中“书”的定语就在环境中。

在语言和非语言之间，我们是否可以进行交流和沟通？在语言和非语言之间，我们是否可以进行成分交换和组合？语言和非语言之间不一定是平行的相似，两者是否可以糅合或者相互交织在一起。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是”！

继续发挥，是否可以认为非环境和语言不仅仅是相互补偿，而是几乎可以相互嫁接的？可以相互组合的？（我也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是”）
环境不具有语言符号系统的条理清晰的结构系统性，但是可以和语言符号系统之间进行组合、聚合。当然，环境似乎只有实词中的一些功能，（比如名词和动词等），而无法具有虚词的功能。（或者暂时没有发现）。

环境语言本声就是动物的语言，在人类语言起源之前的这种环境语言是如何成为人类语言的呢？这个过程不可能是跳跃的，而是连续的。

                                                   

正在备课，正好有一个例句是我上课要讲的，就贴在这儿捉摸一下： （）对涨红脸不知所措的我说，背吧。 代词必须是定指的否则听话人会摸不着头脑。按常理不必再加说明的成分。可是这里的例子如果说成“对我说，背吧”，跟现在的例子比较，显然这里的两个“我”不同，不加限定的“我”外延更大（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任何时候或任何地方的“我”），而“涨红脸不知所措的我”外延大大缩小，特指性大为提高。我想这不会是我一个人的语感吧？ 想听听各位的高见。 金老师，我是英语出身，对汉语语法了解得很肤浅，但是我斗胆说一下，这里好像谈不上有定程度的区别吧。我觉得一般说来definite和indefinite的区别是绝对。只有在indefinite的情况下，才会有程度的区别，所以当讨论有定程度的时候，都是在说indefinite的短语。 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里说，修饰语有限制性和修饰性两种情况。像这里的“我”的所指，不论有没有修饰语，都谈不上有定性的改变，纯粹起到修饰的作用。有很多文献（林若望， niina zhang, del Gobbo）讨论汉语的定语小句是否有像英语那样的appositive relative clause只是表示修饰，不是表示限制的情况，好像结论都是说句法结构上没有相当于英语的appositive的定语小句，只有限制性的。但是我想，从语义上来说，毫无疑问都是有的吧。赵元任和黄正德都说，在有指示代词“这”，“那”的时候，指示代词前面的修饰语往往表示修饰，指示代词后面的修饰语往往表示限制。

谢谢杨先生的回复，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现引用杨先生的话：

“这里好像谈不上有定程度的区别吧。我觉得一般说来definite和indefinite的区别是绝对。只有在indefinite的情况下，才会有程度的区别，所以当讨论有定程度的时候，都是在说indefinite的短语。”

我的理解，1）既然无定能够有程度的差别，那么最高程度的极端点便和有定连接，这之间便可能形成一个连续体，那么有定和无定的区别就不一定是绝对的；2）请看下面的例子：

A：老张被双规了。
B：哪个老张？
A：就是那个财务科做会计的老张。
B：哦。

定指是根据说话人假设听话人对对象认识或了解，不定指相反。例子中，说话人以为听话人知道“老张”所以使用了定指形式，可是没想到，听话人所熟悉的老张不止一个，他不知道说话人所指的是哪个老张，所以提出了询问，说话人不得不缩小外延，这里，是否可以认为定指也有个程度的差别？

小文的回帖有意思，有两个问题可以继续讨论：

第一个问题，小文说：
“1  给我一本书。（说话者用手指着好几本书）
2  给我书。（说话者用手指着唯一的一本书）
从字面看“书”的定语，1中的定语长，而2中无定语。从语感来看，2的定性更强。
分析原因，2 其实可以理解为“给我这本书”。而“这本”比“一本”的定性强。根据环境，2中的书本身是唯一的，不需要定语也可以被很好地定性。我是否可以理解为2中“书”的定语就在环境中。”


我的看法：
做语言分析只能先从语言本身开始做，先不要添加其他任何成分或外部因素，或者说，先做典型形式，然后再做非典型的变体形式。“给我一本书”，只能先做“上下文自由”的分析，不能不做上下文自由的分析而直接做依赖上下文的分析。只有做好了第一步，才能做第二步。否则任何句子我们都无法做，因为外部因素千变万化，你说“给我一本书”是这个意思，还有人说“给我一本书”是联络暗号，或者是“你教教我”的意思……那样语言研究成为一种游戏，毫无意义。

第二个问题，我很同意小文说的语境作句子成分的观点，这一点我在十几年前的论文中已经讨论过，可以参考我的那本《语法的多视角研究》的第十章第二节中关于“话语环境对句子在结构上的制约”那部分，在深层结构里，说话人准备了各种很充分的表达意义的成分，但是在表层结构上，很多成分并没有用语音的形式来表达，而由语境成分直接参与了句子的构造，这些成分没有得到语音的表现，表面上这些成分不存在，而实际上这些成分在心理上是被实现的。这个观点我们相同，我赞同。但是我们需要对这些语境成分进行刻画，提供成为语境成分的条件，即：在X条件下，Y成分可以由语境成分充当，不需要通过语音来实现。或者，当且仅当X，Y无须语音表现。再或者，当且仅当X，Y作为语境要素直接充当句子成分。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试试看。

1 同样短的成分a和A，有的本身定性强，比如a；有的本身定性很不强，比如A。（环境、习惯、暗示等使它们的定性很强或不强）
2 以上成分中定性不强的A，延长成分可以使定性增强，但并不等于它一定能够超过a的定性强度。也就是说ABC的定性肯定比A的强，但是却有可能比a的定性弱，这就是陆丙甫教授所怀疑的长成分定性到底强还是不强的问题。答案1就是：成分变长，定性增强。（第一原则）
3本来定性很强的a，延长成分成为abc以后，应该会使定性增强，但是从语感和习惯来看，有时候定性反而变弱？这是因为定性强的a在环境中还存在“xyz”等等成分，在环境中被加固了，定性很强，有环境作为它的后盾，有环境作为它的靠山，有环境作为它修饰成分和限定成分，有环境作为它的某种增强定性的“壳”。那么，延长成分成为abc以后，就为它安装了新的“壳”，原来的“壳”就被破坏或者替代了。新壳的定性反而比旧“壳”差了很多。
    比如用手指着一本书，说“给我书”，环境和手的动作使“书”的定性超越了另外一个超长的成分。再比如，如果同样用手指着一本书，而你一定要说“给我一本妈妈今天给爸爸买的马克思写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别人即使看着你的动作和那本书，也不能完全确认你所说的就是你用手指的那本书。
  这也是陆丙甫教授所怀疑的长成分定性到底强还是不强的问题。答案2就是：成分变长，环境成分不长，定性不强。（第二原则）
  完全脱离环境的语法研究似乎在某些时候会遇到障碍，语感被习惯决定，习惯肯定依赖于环境。既然有些语言不能脱离环境，我们遇到这些不能脱离环境的语言，对他们的研究能脱离环境吗？
  环境的简化导致成分延长作为补偿，成分的简化导致环境的补偿和加固。

金教授不要认为我无知啊，我觉得这个问题超简单的。
到底是语音还是语境来充当语言的成分，首先第一个要素是谁存在？谁存在用谁。
  电影上快死亡的战士说：“给我……”“书”字已经没有力气说了，而手指头可以指向书，或者眼睛可以盯着书。（无法使用人的语言时，只好使用动物的语言）
  当然，身边没有书的时候，只能用声音语言说“书”
其次第二个要素是到底谁可以使用？就是说谁可以理解，或者说可知。谁可知用谁。
  小孩说“给我……”因为不知道名称，只好用手指着书。母亲向孩子要书的时候也只能用手指，因为孩子听不懂“书”是什么意思。
  当然，如果书的身边有许多杂乱的东西，对话双方离书和这些东西远，指头指不准，看也看不准。只能用声音语言说“书”
第三个要素是，到底谁更方便使用，谁好用就用谁。
  书比较远，而口种正含着水，听者耳朵有些背，眼睛好用。这个时候要看书的距离，书旁边东西的多少和杂乱的程度，口中含水的多少，含水时间的长短，听着耳朵背的程度，这些都影响或者决定了到底应该用语言成分还是语境成分？

给金教授的回答：
语言成分和语境成分，哪个存在用哪个，两个都存在时候哪个方便用哪个，两个都不存在时候想办法用别的解释或者暗示。
不用某个成分的条件就是不用它，也可以被理解，一般来说就是因为使用了另外一种成分，当然也有可能是被解释或者怎么了。

感谢金教授提出的问题，又让我学到了不少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很难甚至无法从书本上学到的
所以，从我教书多年的经验来看，最好的老师并不是给学生解答了多少问题，让学生看了多少书，而是给学生提出了多少问题，让学生思考了多少。
谢谢金教授

对这个帖子还有些兴趣，还是觉得很简单。
    有网友在邮件中引用赵元任的例子“你比我尖”，对我的观点提出质疑：说话双方都是语境中的，根据我的观点，难道"你""我"都可以不要了？
    我认为这个例子引得好，很有些难度，但是否能推翻我的观点？所以我在回复邮件的时候说：

  “你比我尖”，中的“你”“我”可以省略，这需要用手指两次。否则，“你”“我”都是不可知的，（没有被指示）。但是，“你”“我”用语境表现出来都不如用语音表现更方便，所以此时语境可用，但是难度很大，而语音好用得多。“比”太抽象，在语境中几乎无法出现，（可能通过很复杂的手段也能让它出现）。

  最后，对该帖子我的看法是：
  1成分加长，定性增强；
  2语言不强，语境补偿。

代词的定性很强，而零成分定性最强。此时无声胜有声就是这个道理。
“给我一本最好的故事书。”
“给我书”或者“把它给我”（这里看来汉语中的代词也有位置的限定）
“给我…”
  “……”

大家不再讨论，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是我傲慢？或者是什么偏见？就这样让我自娱自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