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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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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2008-05-29 01:01

说说符号与发音的关系

国际音标是记录语音的通用符号，虽然设计得不合理，问题一大堆，却习久成规，再改也难。但目前国际上大家在使用，尤其中国使用的时间很长，学术界已经认同。国际音标的设计，是随着新语言的不断记录，旧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不断在修改和增补。一般是记录语言或方言的人先使用，然后国际语音学会选择、修改或重新创造符号增补入表，过几年公布一次。去年麦耘先生就介绍过最新的2005年版本。纵观半个世纪国际音标表的发展变化，增删修订并不很大，这是照顾了约定俗成的原则。就我们看来，或者度测，修订的原则有以下几条：
第一，记录新语言中，发现了新的语音，进行增补。
第二，原来的设计太不合理，不同的音使用相同的符号，相同的音使用不同的符号，违背了一符一音的原则。
第三，原来对音标的定义有误，与一般使用者的认定不同，进行重新定义。
第四，有些音标只使用在极少数的语言里，没有太大的代表性，就加以删除。
世界上的语言和方言太多，语音千奇百怪，在国际音标表上不可能都有反映，甚至提出制订适应不同语言语音符号的原则都办不到。所以国际语音学会提出的国际音标表只具有一种参考并起一定统一作用的意义。各个国家或各个不同语言的研究者都要根据本国和本人所调查研究的语言加以增补或删改，制订符合自己需要的国际音标表。这点我们在其他的帖子中多有论及，不再赘述。
各国或个人所使用的国际音标表，以及增补或修订的国际音标，是否能为国际语音学会所接受，这种语言或某种语音的典型性、代表性、使用的广泛性等是要考虑的重要条件，而且还要考虑与已有系统中符号的关系，主要是考虑与已有符号的性质和差异的程度。上述这些原则大家心里明白，都是软标准，怎么使用这些原则或标准，存在一个话语权的问题。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学术研究不会先进，话语权就小。连去开会的路费都没有着落，动不动要向别人申请豁免或补助，话语权就无法提高。因此，国际语音学会公布的国际音标表，除了考虑人类发音器官和发音方法与人类所使用的实际语言语音之间的关系外，更多考虑了有话语权的国家的研究者他们所关注和研究的语言。因此，这种国际音标表虽然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科学性，却也反映了一定的倾向性。比如塞擦音是中国和东南亚语言的一种重要的语音，是一个音还是两个音并无定论，有话语权的国家的学者却认定为两个音，在国际音标表上以双字母表示，这对汉藏语系语言这种常常有四套塞擦音而且出现频率极高的语言来说，在记录和使用中一个符号还是两个符号，大不相同。如果我们有话语权，就可以设计四五套表示塞擦音的单字母符号。再比如声调符号，原来的国际音标表上或者没有或者极其简单，这次见到的2005版有了比较完整的五度标调法，这是中国人的发明，可惜姗姗来迟，在中国的使用已经越来越少。这是由于这种标调法，不易书写，不易辨认，与字母也不协调，输入更不方便。因此，目前已经大多使用数字上标的标调法。或者说，民族语言界基本不再使用五度标调法，换用数字上标的方法。汉语方言界两种都用，我们没有统计，似乎使用数字标调的也不少。数字上标标调法是针对五度标调法的上述缺点设计的。不知国际语音学会下一版的国际音标表会不会有所反映。好在中国有自己的国际音标表，在国际语音学会表的基础上有所修订和增补，适合中国语言、方言的记录和研究。
上面说的是符号，再说发音。国际音标表上符号的发音是固定的，必须大家一致。这点我在另外的帖子上也有论及，不再赘述。这种符号的发音起一种标杆的作用，以便适应不同语言中语音的万千变化。简单来说，一种语言或方言中的发音与国际音标表符号的发音有三种关系：一是完全相同；二是小有不同；三是大不相同。记录语音首先要面对选择符号的问题，完全相同选择不成问题；小有不同，一般选择国际音标表上相近的符号；大不相同时，或者创造新符，或者使用附加符号区别等等，准确表达。符号的选择有三个主要原则：第一，表述的目的，如严式记音或宽式记音，前者越接近实际发音越好，后者就不一定，应该是越常用越普通的符号越好，充分发挥国际音标的标杆作用；第二，符合发音。即使宽式记音也不能脱离实际发音太远；第三，符合习惯。学界对某音的记录如果已形成习惯，只要不太离谱，即经过研究是明显的错误，标新立异只会影响比较，误导读者。因为符号与发音如有一点不符，是必须加以说明的，如果说明的发音部位和方法大家一致，即使发音上新符与实际发音比旧符更接近一点，立新不如存旧。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一种隋性，而是表现一种派别。汉语方言调查起源于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等当年的大师，后来又有李荣继承发扬，直到今天，汉语方言的调查无论在方式方法上，符号的选用、音系的格式等方面对照当年上述大师们的著作，相同之处甚多，差别不大。这与后来汉语方言调查和研究的中坚力量，大多出身于同一门庭有关。民族语言也一样，大多出于同一师门，路子相同。新一点的说法叫学术背景相同。这些人长期掌握着科研刊物、经费和课题的审批等权力，一个新手或老手中的个别分子，想别出新裁，会有很大的困难和麻烦。轻一点的说法是你缺乏知识，重一点的说法是你不入流。那么是不是不允许创新和改革？当然不是。科研总得前进和发展，旧的东西总要为新的东西所替代。问题是怎么创新，谁来创新，创新如何才能成功，即为大家接受。比如汉语方言的音系，以字代例，不用标音的方式，从赵元老等前辈一直流传至今，既不便阅读，也不利使用。但作为一种程式，要改也难。
再说符号与发音的关系。这点无需我们来说，赵元任的《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名篇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半个世纪以来，至少我们在实践和研究中还找不出比他好的道理，也没有看到有道理比他说得更好的文章。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音系学主流还属于结构主义学派。如果使用生成音系学的原理，自然会另有天地，可惜生成音系学在中国还没有立足生根。说说道理，介绍介绍方法可以，在实际操作中借鉴一点或用以说明、解释一点问题有之，拿它来做一个汉语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的音系，还未见之有。中国将进一步调查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潘先生总结前人的做法，曾经提出一些标音的方法，就我个人来看，已经很不错了，后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讨论，居然众说纷纭，弄得莫衷一是。参加讨论的朋友中有一些可能没有仔细看过赵元老名作，或者没有参悟其中的道理。赵元老这篇四十多页的名作，精粹在于在处理符号与发音的关系中，即确定符号与发音的关系时，无所谓好坏，或者说很难分出优劣，只要能适应使用的目的就行。因此守旧和创新并不矛盾。只要大家确认同一事实，使用什么符号，怎么说明，完全可以各行其是，否则何来“多能性”？但作为一个课题，当然需要有一定之规，是为了发表的统一性。如果是学术研究，想使用什么学术上的道理进行统一或规范，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或者说也就是违背了“多能性”的原理。为此，我把赵元老的这篇名作作为附件贴上，有暇不妨再学习学习和参考参考，免得弄不清基本的原理，浪费时间和口舌。如果明白了上述的道理，那么广东话的舌叶音和北京话的日母字怎么标音，要不要请专家来统一的问题，应该能够参悟和可以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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