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哲的企盼
朱德熙先生首次提出在汉语的研究中要摆脱印欧语的眼光，他又说：“旧有的观念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现在在这里批评某些传统观念，很可能我们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之中受这些传统观念的摆布。这当然只能等将来由别人来纠正了。”意思很明显，虽然朱先生说要摆脱印欧语的眼光，但他自己却做不到，只好寄希望于后人了。朱先生谢世快十八年了，他的企盼实现了吗？我看没有，不仅没有，而且印欧语的眼光愈来愈多，愈来愈严重。
其实印欧语的眼光只是一种表现，造成这种眼光自有另外的深层次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思维方式。西方人重形式逻辑，中国人重理念原则。比如说，把动词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就是一种形式上的区分，及物动词能带宾语，不及物动词不能带宾语，然而汉语的动词都能带宾语，英语中的动宾关系都表现为施受关系，汉语中的动宾关系却表现为依存关系，施受关系只是依存关系的一种，比如“吃食堂”中，“吃”和“食堂”在上班族的眼里有依存关系，但不是施受关系，因而“吃了食堂”不能成立，但“吃了三年食堂”却表示其中的依存关系保持了三年，因而该句能够成立。
中国的语言界依然是跟着外国的理论转，外国人创立了认知语言学，于是中国语言界的主流学者也便纷纷倒向了认知语言学，然而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就是将西方的认知语言学理论，用有限的汉语事实去套，套来的认识自然会带着印欧语的眼光。这样的研究怎么可能产生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呢？其实，中国的语言学之所以走不出国门，就是因为缺少中国特色。设想一下，如果我国的京剧也用芭蕾舞来包装一下，能在维也纳演出吗？不能的。外国人来看中国的戏，就是要看有中国特色的戏。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过分强调汉语的特殊性就会使汉语的研究脱离国际语言学发展的轨道，从而使中国语言学和国际的差距愈来愈大。于是，必须在共性的背景下研究汉语的个性就成为了一种时髦观点。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汉语的研究自《马氏文通》发表之日起就一直在共性的背景下进行，为什么直到现在中国的语言学和国际的差距依然很大，而且愈来愈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