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音韵学新观》（秦之勇著）出版，敬请方家批评指正，包括在本论坛发表观点。该书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篇《切韵音系再发现》（曾在网上公布过，现有修订）、第二篇《从诗经音系到切韵音系》和第三篇《诗经音系之前》，另外还附有《汉语文字改革新思维》数篇。
该书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20.00元（定价比较高，但篇幅不大）。如您所在单位或地区的图书馆未有此书，而您又对之感兴趣，或可尝试向图书馆登记订配此书。
为使大家有所了解，下面将每篇各部分开头一两段贴出。其中有一节讨论“词汇扩散”问题的注，因篇幅不长，现贴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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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切韵音系再发现
---------还原《切韵》系统为它所反映的单一方言音系
（略）
第二篇 从诗经音系到切韵音系
韵母
在《切韵音系再发现》中，我们尝试以阮籍的用韵为线索，实证切韵音系韵母系统的大致结构。下一步，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是：从地域上看，切韵音系和诗经音系是基本交叠的；从时间上看，切韵音系的时代上限已被前推到至少在公元1世纪，如此则从诗经音系过渡到切韵音系，中间就不会经由什么多余的手续。那么人们会想，在这两个音系之间肯定会存在某种比人们以往所认为的更为直接的结构上的关联，而由于在《切韵音系再发现》中我们已经借助相关韵文语料的实证和整合把对切韵音系的认识建立在一个可能是更为全面和扎实的基础上，这就为我们更为全面和扎实地把握诗经音系提供了可能。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尝试用我们的切韵音系韵母系统结构和音位构拟结果倒推上去，从而对诗经音系进行构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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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音
从诗经音系到切韵音系汉语韵母系统给人以急剧膨胀的错觉，介音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而介音又是人们考求上古音所主要依靠的韵文线索难以揭示的。为了力求逼真地摸清上古介音的配置情况，这里一方面我们寻求从对切韵音系的构拟进行倒推，另一方面更要综合上古韵部以及早期声母后世的分化演变线索加以权衡，看看能否得到一个自洽性较强的系统。考虑到早期音系的特点，本篇避免使用“韵头”这个词而使用“介音”——后者能更好地表明在音系演变中其对声母和韵母的双向作用（这一点与我们在《切韵音系再发现》中的介音标准是有一定差别的，在那里我们将“介音”与“韵头”同义使用，但在这里对早期的音系我们还尤其要强调介音与声母的关系）。
和中古一样，上古有合口介音，标作w（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视雅洪托夫极具观察力的“唇化”说，不过这一问题将留到下一篇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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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母
首先提出这样一个声母系统演变简表：
p→帮(p)
ph→滂(ph)
b→並(b)
m→明(m)
t→端(t)
th→透(th)
d→定(d)
n→泥(n)
l→来(l)
dh→j→喻四(j)
tl→ʈɛ→知二(ʈ)
thl→ʈhɛ→彻二(ʈh)
dl→ɖɛ→澄二(ɖ)
nl→ɳɛ→娘二(ɳ)
dhl→zj→邪(z)
tlj→ʈɨ→知三(ʈ)
thlj→ʈhɨ→彻三(ʈh)
dlj→ɖɨ→澄三(ɖ)
nlj→ɳɨ→娘三(ɳ)
dhlj→zj→邪(z)
tj→tɕj→章(tɕ)
thj→tɕhj→昌(tɕh)
dj→dʑj→禅(dʑ)
nj→nʑj→日(nʑ)
dhj→ʑj→船(ʑ)
dhj↘ɕj→书(ɕ) {thj→tɕhj↘书(ɕ)}
ts→精(ts)
tsh→清(tsh)
dz→从(dz)
s→心(s)
tsl→tʂɛ→庄二(tʂ)
tshl→tʂhɛ→初二(tʂh)
dzl→dʐɛ→崇二(dʐ)
sl→ʂɛ→生二(ʂ)
tslj→tʂɨ→庄三(tʂ)
tshlj→tʂhɨ→初三(tʂh)
dzlj→dʐɨ→崇三(dʐ)
slj→ʂɨ→生三(ʂ)
tsj→精三(ts)
tshj→清三(tsh)
dzj→从三(dz)
sj→心三(s)
k→见(k)
kh→溪(kh)
g+一、二、四等韵→匣(ɣ)
g+三等韵→群(g)
ŋ→疑(ŋ)
x→晓(x)
gh→ɣ→影(ʔ) 但：ghw＋三等韵→ɣw＋三等韵→喻三(ɣw＋三等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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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四
喻四原本是个什么音，成为音韵学上的一大谜团。曾运乾提出喻四归定，但喻四和定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高本汉认为喻四是d、定是dh，并且认为“不送气的d仅在（辅音性的介音）i前出现，后来整个失落”[9]553。近几十年来，随着李方桂和王力转而推定喻四原本为r或l一类音，到现在这一看法在海内外似乎几成共识，而高本汉的构拟则被束之高阁。
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中是这样推断的：
如果我们看这类字很古的借字或译音，也许可以得到一点线索。古代台语Tai Language用*r-来代替酉字的声母，汉代用乌弋山离去译Alexandria，就是说用弋去译第二音节lek，因此可以推测喻母四等很近r或者l。又因为他常跟舌尖塞音谐声，所以也可以说很近d-。我们可以想像这个音应当很近似英文（美文也许更对点儿）ladder或者latter中间的舌尖闪音（flapped d，拼写为-dd-或-tt-的），可以暂时以r来代表他，如弋*rǝk，余*rag等。到了中古时代*r-就变成ji-了，参考古缅甸语的r-变成近代的j-的例子。 [7]13-14
至于王力，他在《汉语语音史》中说“现在我有新的拟测，把喻四的上古音拟测为[ʎ]”[10]23，尽管他前面已经指出“无论从谐声偏旁看，或者从异文看，都可以证明喻母四等字往往与定母字相通”[10]22。他对这一新的拟测的解释是法语的[ʎ]会变成[j]。
人们在判断上述论述时，必须首先明确一个大背景，即没有人能够否认迄今就喻四所引征的所有疑似“译音”或疑似“同源词”都是猜测，而这种猜测如果与汉语内部确凿的、有系统的线索相冲突，那只能说明猜测有问题（其实，喻四源于流音说的被广为引征的最大“旁证”——疑似的汉藏同源词——恰恰都属于所有的疑似汉藏同源词中最可疑的那一块，如“翼”－lag手、“夜”－zla月[11]220-223）。
我们就先来看看，对喻四而言迄今有什么能够被称为汉语内部确凿的、有系统的线索。谁也无法否认在汉字谐声上与该声母关系最密切的是舌尖塞音。舌尖塞音彼此谐声密切，却与发音部位相仿的其他声母（如泥母或来母）谐声关系极为疏远（李方桂先生也为此总结了一套广受推崇的谐声规则[7]10），如果喻四是r或l类音的话，就与所有上述这些汉语自身的谐声规律相冲突。试图以美国英语中的d或t的发音在特定环境下变成闪音r来证明两者相通是不成立的，因为这种语流音变脱离了特定的环境就失去了作用，就像英语to的元音轻重两读，却不能据此证明ə和u发音的相似性。在闪音r真正构成独立音位的语言，如日语中，其假名系统表现了语音共时（如清浊同符）和历时（如h与p同符）的联系，但其闪音r与舌尖塞音却根本不见联系。显然，这个r或l，不管把它想象成什么样的变体，与舌尖塞音都无法归到一类。如果喻四是一个r或l类音，当初造字者的选择是开放的，完全可以像在泥母和来母上一样绕开端、透、定另起炉灶，何必一味与之纠葛在一起（就算要纠葛，按喻四为r或l类音的构拟，恐怕也应该主要同来母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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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由此并引出词汇扩散理论的问题。我们接触到的这方面的资料十分有限，不过从这些论述和转述中，我们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许多例证，如文白异读，正如徐通锵等许多学者早已指出的那样，不宜被拿来论证词汇扩散，因为它是不同音系之间作用的特殊结果，而词汇扩散作为普通语言学的一个问题应该是同一体系内部自生的现象，如果不作这样的界定，本来应该是很严谨的讨论就会变得条理不清。就我们有限的所见而言，被拿来作为同一体系内部词汇扩散例证最有说服力的是英语中含oo的一部分词由长元音向短元音的演变，因为它体现了词汇扩散理论被认为是最核心的内容——演变的中断，我们应该进一步剖析一下这个重要案例。英语中的字母组合oo在上古和中古的发音是长o，在史上的“元音大转移”中，它舌位抬高变成了长u，这样又迫使原来的长u发生音变，先是变成ou类音，最后变成今天的au。在这一音变过程中，相对于长元音，短元音普遍比较稳定，但有一个例外，就是短u，它的演变方向是展唇化，最终变成了今天的ʌ。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状况：它所留下的短u空档怎么办？我们认为，现代英语中含字母组合oo的一部分词变成短u发音正是对这一空档的填补，它的表现就是词汇扩散。由于它可以说是构成了词汇扩散最强有力、最具普遍性和最典型的例证之一，那么我们也可以相信它背后所隐藏的本质——对语音空档的填补——如果不是词汇扩散唯一的场合的话，至少也属词汇扩散最典型的场合。可以说，典型的词汇扩散应该主要就发生在对音位空档的填补上，而总的来看新语法学派所主张的语音变化的规律性在音系演变中还是占主导地位（虽然他们在表述上也有毛病，如“语音规律无例外”，其实例外并不妨碍规律；再如他们认为语音是渐变的而词汇是突变的也有问题，因为许多语音变化是没有中间状态、无法平滑过渡的，一定是突变而来，比如由浊辅音变为清辅音），就说王士元先生《竞争性演变是残留的原因》中所提到“西安话的一种从卷舌音到唇齿音的变化正在进行中（《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97页）”，那就是一种没有例外的规律性音变。这里的卷舌音应该是指合口呼的卷舌音，以sh为例（这里用汉语拼音），所有的shu-都变成了f-，如“书”读成fu、“水”读成fei（只有“说”读成she——避开了合口呼之故）。不过近年来由于受普通话的影响在青年人那里又变了回去，而不管是变过来还是变回去在所有相关的词汇上都是步调一致的，同一个人口中两者的混用只出现在某种特殊场合，如某些人有意要表现自己的粗豪并造成一种幽默的效果而使用土音。再说那个中古英语的长u，所有含这个音位的词（cow、house、loud、now……）都循u>ou类音>au的规律同步地演变到今天（注意：像low、snow这样的词古时其元音并不是长u，所以不循这一规律），并且这种音变的规律性是一个普遍的语言现象，如德语和俄语词末浊辅音清化，那一定是所有词末的浊辅音都变过去了，没有例外。如果说规律性是语音变化的主流的话，那么可以说词汇扩散过程就是对音系有规律的系统性的结构变化产生的局部不平衡的一种弥补。这里还想指出的是，填补空档的词汇不会全盘“扩散”过去，最终会达成某种休止。比如汉语中不是所有的昌母词都“扩散”进书母；同样，最好也不要期待现代英语中所有的长u都会变成短u。——这是整个音系的总体结构所规定的：在英语是整个结构中有长元音、在汉语是整个结构中有塞擦音。当然，如果整个结构都变了，那就另当别论。比如法语中所有的塞擦音都变成了擦音，像软g、j、软c、ch，这就是新语法学派所说的有规律的音变，而且——至少就法语的这几个音而言——没有例外。当然，如果微观地来看，甚至这种有规律的音变在其发生的过程中在不同的音之间、不同的人之间、不同的词之间可能也会有参差，但那与词汇扩散理论所描述的参差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它的完成就在一个历史的瞬间。当然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有规律的音变与词汇扩散之间在过程有参差这一点上存在相同之处，只不过前者可能的参差是没有本质意义的纯操作性的，可以忽略不计。两者之所以有这种性质上的区别就在于上面所描述的两者的形成机制不同。至于词汇扩散过程中哪些词发生音变，哪些词不发生音变，其间有无规律？我们看到有时会形成某种规律（如现代英语中长u在-k前最容易变成短u），但那是次要的，首要的是必须要有一些词填补过去。我们可以用现代北京话中的卷舌单元音——我们用r来表示——所造成的两个空档来说明上述几个观点。一个空档是r本身，由在北京话中本应为er的“日”一词所填补；一个是由它所构成的双元音ar，处在下面这样一个复韵母系统中（以汉语拼音表示）：
ai
ei
ao
ou
--
er
an
en
ang
eng
该空档也必须被填补，于是就有“二”一词从er“扩散”进去。这一情况应该出现得相对较晚，可以说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词汇扩散，以至于迄今为止尚未被正式认定，这样我们在拼音输入“二”时还要打er，尽管它在人们的口中早已确定无疑地发ar了。至于为什么是在“日”和“二”上发生了词汇扩散，难道是因为（在北京话中）它们属于去声吗？一个更为可能的原因似乎是在涉及词汇扩散的音中，辖词较少的类别（比如去声的er）更容易变过去。不过我们认为这里的规律如果有的话也是次要的，真正的规律在于空档总倾向于被填补。我们注意到现在在有些人那里其他声调的er音词也有向ar靠拢的意思。但er肯定也不会倾其所有去填补ar的空档——只要上述复韵母系统的格局不变，也就是说这种扩散注定是要中断的、是不太规则的。
声调
我们对上古声调问题的切入是从下面这样一个情况开始的：与中国大陆形成鲜明对照，海外占优势的看法是上古汉语的阴声韵都有浊辅音韵尾，理由是阴入对转现象。
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一个简单的思辩就可以暴露出它的问题。首先我们将包括平上去三声的阴声韵和与之相对的入声韵在统辖字数上的比例设为3:1，这对入声韵应该不至于有低估的不公平。如此，就意味着为阴声韵所设想的浊辅音韵尾-b、-d、-g的出现频率平均要高出清辅音韵尾-p、-t、-k三倍！再考虑到前者属数量上本应居劣势的“有标记项”，两者在分布上就更显失常了。
既然这种全闭音节论恐怕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是不是阴声韵在上古就都是开音节呢？这是问题的一个进一步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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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纽
在我们的思路中，中古重纽的上古来源是一个与上古介音有密切关联的问题。当我们在对上古介音问题反复推敲时，重纽就占有相当大的权重，我们的重纽构拟实际上也是对介音问题通盘考量后的结果。
一开始，我们设想的三等介音只有i-和j-两个。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把上古i-视为四等介音，它参与的是中古“四等韵”的演变，从对声母发生作用的等韵功能看，它不可能构成中古重纽的来源，因此我们就把中古重纽的上古来源锁定在上述两个三等介音结构上。我们先初步假设中古三等重纽来自上古i结构，而中古四等重纽来自上古j结构，其理由勿需多说，相信任何关注重纽问题的人在这两个音之间都会作出这样的判断——不过请注意，这只是初步的判断。
对于中古重纽的上古来源，董同龢先生作出了先驱性的努力。在《广韵重纽试释》[21]1-20一文中，他得出了支、脂、真等中古韵项的四等重纽分别源自支、脂、真等上古韵部（下面对这种情况亦称之为源自“本韵部”），而其三等重纽则分别源自歌、微、文等上古韵部的结论。我们又再独立地对上述韵项进行了一番勘查，看到董同龢先生的发现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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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
在分别考察了诗经音系的一些基本面之后，现在我们将其综合起来看看从诗经音系到切韵音系韵母系统的大致演变脉络。我们将总的情况汇成一个表（见本篇最后。本表的编制主要参考的是何九盈《上古音》[25]之“上古韵母系统”和王力《汉语史稿》第十三、十四、十五节），再结合这个表来谈谈相关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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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诗经音系之前
——试论早期上古音系
“上古”在音韵学中似乎是一个有些朦胧的概念，人们一般用它来指诗经音系时代，但又常常被扩大到诗经音系之前，并且如果不是在观念上也至少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将诗经时代与之前的时代混为一谈。我们以为，既然将“上古音系”界定为诗经音系，就宜用另外的定语来特指其前的音系，这里我们的用语是——早期上古音系。我们在《从诗经音系到切韵音系》的讨论中，已经交待了不少线索，强烈地指向诗经音系之前的时代，这表明对早期汉语音系的断代并不像我们以前印象中的那样是一种浩茫难求的奢望，而已是一种无法拒绝的必须。
综合前人的许多关键性发现，如声母系统中的端知关系、端章关系、精庄关系、群匣关系等和韵母系统中的en、on、un等类组合的早期存在，再参以世界语言的普遍历时进程，本篇将一个“原初性假设”贯穿始终。该假设包括以下两点：一、语言中某些音素不是原初性的，而是音系演变的产物；二、音系中的不均衡结构，在原初时往往是均衡的，不均衡是音系演变的结果（其中第二点并非我们的独创，而是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早已被自觉或不自觉应用着的）。关于该假设的具体情况，我们将结合下面的讨论予以展开。
一、早期上古韵母系统
我们认为雅洪托夫就声母和韵部在后世的开合口分布得出的早期汉语没有合口介音的观察[1]是非常妥贴和令人钦佩的，由此而得出的un、on这样的构拟结果也是一种不二选择（从均衡分布的角度看，早期汉语也必然会存在其各元音音位都能与各韵尾自由结合的阶段），但我们认为雅洪托夫把他这个正确的推测放到了错误的时代。从《诗经》用韵看，格式化的诗经音系显然已经不能容纳像un、on这样的结构，雅洪托夫试图从文献的角度支持他的发现当然也不会成功，正如以下评论（耿振生《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所指出：
（雅氏关于上古圆唇舌根音的拟测）也不能说是理由充分。拟测圆唇舌根音声母可以算作一种有价值的探讨，但圆唇韵腹的拟测似乎遇到很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难：其一，给一个韵部拟测出两种以上的韵腹，不合乎汉语的押韵规律；其二，谐声系列并非开口与合口界限分明，开合互谐的也不少（如泉缐，存荐，申坤），雅洪托夫想尽办法也还没有都给出合理而圆满的解决；其三，雅氏举出《诗经》中几首文部、元部合口字押韵的韵段，作为支持立论的依据，但是这几个韵部中，开合互押也常见（如《周南·螽斯》“诜孙振”，《邶风·北门》“门殷贫艰”，《卫风·硕人》“倩盼”，《卫风·氓》“陨贫”，《小雅·庭燎》“晨煇旂”）。由此而言，圆唇韵腹的拟测还有待进一步验证探讨[2]67。
以上评论发现了问题，但本身也有一些小问题。其中的第一点大体符合事实，但不是没有例外，像北京话中的i和ü以及e和o（此处用汉语拼音）就是完全押韵的。无独有偶，俞敏先生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所举德语诗歌的用韵[3]25，其中不同元音彼此押韵的情况与汉语如出一辙，都是同舌位的展唇音与圆唇音互押，由此看来这很可能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由此看来，所有此类元音构成的韵基在韵脚字上都无法区分，比如北京话的i和ü。不过尚无必要担心人们对上古乃至中古语料的归韵因此而有所偏失，因为像圆唇的前元音和展唇的高后元音之类应该都是语言演变了较长时间之后的产物）。但除此之外，不同的元音音位以及韵基彼此不押韵是完全成立的，设想同一个诗经韵部包含不同的韵基肯定会把研究者引向歧途。事实上，北京话的e和o（此处用汉语拼音，下同）就是同一个音位的变体。此外，汉语拼音in、un、en的韵基都是en，三者之所以看上去不同不过是汉语拼音拼写规则制造的假相，而汉语拼音拼写规则在ian和an之间就没有这种假相：两者的元音实际发音不同，但属于同一个音位。以上评论的第二点，所谓“谐声系列”开合互谐的问题，这里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情况，就是谐声发生在什么时代。带着这样的警觉来看雅洪托夫在《上古汉语的唇化元音》中“想尽办法”所要解决的“存”-“荐”等字的问题，再结合我们下面将要提出的观点，就会发现其实问题可能并不存在。查甲骨文字典，我们并未见那几个字，这就使得我们有理由设想那几个字可能是殷商时期之后才出现的，而它们的开合互谐正合乎殷商时期之后诗经音系的规则。
《诗经》用韵以及人们据之得出的诗经音系的韵部划分于雅洪托夫的主张不合，但他的主张从后世的声韵配置倒推上去却又完全合理，并且从结构均衡的原则看更是很有必要，唯一的解释就是作为该说必然结果的韵尾均衡分布是一种比诗经音系更早的现象。所谓韵尾均衡分布是指不仅要有像诗经音系的ok、oŋ等这样的构造，也必须要有像ot、on等这样的构造，也就是说韵腹和韵尾的结合是相对自由的，而不是像在诗经音系中那样强制捆绑型的。
基于这一均衡分布原则，参以我们对诗经音系元音的构拟，加上其他各方面的线索，我们给出这样一个早期上古韵母系统及其演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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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上古介音系统
我们主张的早期上古介音系统及其演变是这样的：
早期上古-l->上古-ɛ-，早期上古-j->上古-j-，早期上古-lj->上古-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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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早期上古声母系统
就早期上古音系的声母系统我们在《从诗经音系到切韵音系》中已经有了大致的揭示，其演变关系这里不再赘述，以下为构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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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早期上古声调
首先需要指出，尽管真正意义上的声调音位产生较晚，但由于其类别相对固定，为方便起见这里我们依惯例将“声调”这一称谓也施用于上古及之前的音系，所指当然是其类别。
我们对诗经音系声调的看法大致与王力先生类似。我们认为在诗经音系中平声为长舒声，上声为短舒声，去声为浊塞音韵尾长声，入声为清塞音韵尾短声。我们设想早期上古音系声调与诗经音系声调无甚大异。
不过，像元音的长短对立这样的超音段音位表现其原初性值得怀疑。在这方面藏文的数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我们认为，在汉藏同源词比较中，数词以其系统性从而具有其他词项难以企及的可靠性）：与汉语上声词“五”和“九”对应的藏文lŋa和dgu都带有一个前缀音，令我们猜测原始藏汉语的带有前缀音（或带有某种前缀音）的舒声韵演变成了汉语的舒声短音（即后世的上声），而不带这种前缀音的舒声韵演变成了汉语的舒声长音（即后世的平声）。这种情况在音理上很容易解释：音节前垫上一个或多个辅音（尤其是浊辅音）有可能使得后面的元音自然变短，而当前面的辅音脱落，留下的就是一个短音。有人会问，“三”在藏文中是gsum，它在汉语中为什么没有变为上声？这里俞敏先生的一个思路很有启发性，他认为gs>ts，比较“参”-“三”[3]116。ts是一个单一的塞擦音音位，其中的t当然不是前缀音。此外，-l-（或-r-）更应该被理解为是一个介音，其前面所带的辅音也不视为前缀音。有人可能还会用藏文里数词之外疑似的汉语上声同源词中那些没有前缀音的词例来质疑我们的说法，但我们认为汉藏比较中数词之外所有被认为是同源词的都还是疑似，因为系统性并未能建立，何况即使在藏文中（它比汉语一般来说更加“原生态”），相较于上中古汉语，甚至亦有演变更激进之处，如藏文数词中的“四”、“十”，词尾辅音就已脱落，由此可见藏文词中音位的脱落也是在所难免，当某个词的前缀音脱落了，它与汉语上声的关联也就变得渺茫。数词之外，我们倒不妨举出rna（耳）、lta（睹）、bkren（馑）这样相对可靠的藏文同源词来旁证我们的汉语上声来源说；更有ŋa与lŋa相映成趣：前者没有前缀音，其同源词在汉语为平声——“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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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早期上古音系与诗经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这个早期上古音系的许多线索来自早期汉字谐声，该时期往往被称为“谐声时代”。不过“谐声时代”这样的称谓使用起来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汉字谐声造字跨越不同的时代，直到现代还有发生。按其初衷，“谐声时代”中的“谐声”本应限于殷商时期的谐声造字，但人们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周时期的谐声造字都包括进去，而西周时期的官方语言已经处在诗经音系了。所以与其用“谐声时代”，还不如就用“甲骨文时代”为好。对此，可以没有任何异议地说，它在时间上属于商代，在地域上主要在今天河南一带。应该可以认定这个早期上古音系就是该时该地的音系。
谁都会认为对于甲骨文音系最有力的构拟应该来自甲骨文材料本身，但情况远非如此简单。现存的有限的甲骨文材料以及那个时代尚在初期的谐声造字规模都使得从甲骨文本身入手去求得一个完整的甲骨文音系困难重重。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对同一素材不同的人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比如有人认为“有些韵部在《诗经》及群经韵语中界线不是很清楚，但是在甲骨文谐声中却界线分明，例如脂和微、冬和东、冬和侵、幽、宵和侯等。”[12]11有人却恰好相反，认为甲骨文音系东和冬、幽和宵、乃至支脂微之都各应合为一个韵部[12]25。我们还应该考虑到，甲骨文时代整个文字系统尚在草创期，造字可利用的谐声资源比较有限，所以声符表音只要能有个大概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从甲骨文考查当时的音系往往会觉得它似乎比后世简单得多，尤其是许多声母都可以合并。到了后世可用作声符的资源变得丰富起来，谐声造字就尽可能用同音而不是近音字作声符。鉴于这种局面，我们认为至少在目前目标材料相当不详备的情况下，从本文所采取的角度来切入甲骨文音系可能倒不失为一个较为可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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