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因素能否影响到语法，影响的程度如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美国
形式学派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句法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系统。功能学派则认为这个立论
不能成立，原因之一是一些社会因素可以影响到句法，由此可见一个语言的句法是一
个开放的系统。我想提一些自己的想法，请教于诸位社会语言学领域的方家。
    日语语法中的敬语标记，是否反映了日本社会严格的尊卑关系？不同的语言往往
有不同的语法范畴，其中部分可能与说该语言的社会因素有关。现举一些例子。
    英语的形容词round, square等都是不能用程度词修饰的，然而汉语的则可以，比
如“他画的圈很圆”、“他的脸长得很方”。我们知道，西方早就有了几何这门学
科，对这些概念已经有了严格的定义。这是否是影响有关词语用法的原因之一？
    此外，社会平均值也会影响到语法，请看下面用例：有学问、有身材、有地位、
有钱、有实力等。这里的“有”跟“有电视”很不一样，不是从零算起，而是从社会
平均值算起。
    到底有哪些语法现象属于这方面的情况？希望听取大家的意见。谢谢。
   

我同意石毓智先生主张社会因素会影响语法的观点，但是我不同意“英语的形容词
round, square等都是不能用程度词修饰的”的说法。事实上，在英语中，也有类似汉
语的用法，以下是一些例子：

（1）That life is a circle though not very round.

（2）I named her Luna because her face is very round and white, so
it reminded me of a full moon.

（3）The average male buttock is quite round and moundy.

（4）We also have comparatively small but quite square waves that are
rarely coming from the same direction as the wind or even in the same
direction as the prior wave if you get near shore and which can exist in
the absense of wind.

（5）She has a pretty head, is very square and has a BIG trot.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谢谢。

谢谢张先生提供的生动有趣的例子。我是看一本语法书这么写的，看来语法书所描写
的与实际语言并不一定一致。

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语法书的专家意见有时未必正确，也不可尽信。
我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经常接触英语，所以知道英语也有这样的用法。为了求
证，我上了网，在google等检索引擎中，输入"very round","very square","quite
round","quite square"等，一下子就找到了许多例子。建议您今后尽量使用这个方法
来进行一些语言工作。谢谢。

内空

  找出纯粹的社会因素对语法影响的现象确实很难，但是确立一些由于社会因素对语
法发展影响的例子却不是太难。
  比如汉语的被动句，以前是只限于消极或者不愉快的表述，但是上个世纪开始，由
于受外语的影响，特别是英语的影响，渐渐可以表示中性甚至积极的场合，如：
  她被评为劳动模范。
  她被人夸成了一朵花。
  车被修好了。
这些例子书面语更长见，口里也不陌生。这个例子是否可以说明这个道理：语言的接
触（一种社会活动）可以影响一种语法格式的功能。

语言接触不仅影响到语法格式的功能,也会影响到新的格式的产生.汉语的句子越来越
长,句子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了.可惜的是现在的研究者整天在闭门造车,无视语言的事
实.社会语言学如果能够在这方面作出成就的话,就会受到更多的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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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因素影响到语言，在英语中有些生动的例子。譬如说，从英国英语的正统语法观
来看，在美式英语中相当流行的“long time no see”就是不合语法、离经叛道的，
但是这个相信是源自洋泾浜的句子，却在美国大行其道，而且是被接受的。另外，我
在和美国朋友闲聊时，还亲耳听到他说“Talk three talk four”，这更明显是来自
于汉语的“说三道四”。
此外，上海(shanghai)在美式英语中还被当成动词来用，含有诱拐绑架和诱骗引诱之
意，例如We were shanghaied into buying worthless securities，而且被收入《美
国传统词典》当中。

上海在汉语中是名词，但是进入美式英语后，却成了含贬义的动词。虽然英汉这两个
隶属于不同语系的语言没有可比性，但是我相信，一个在汉语中的中性名词上海，被
美式英语吸收后，却成了贬义动词，是可以说明社会因素影响语法结构的问题的。

至于“long time no see”和“Talk three talk four”就更有意思了，说明不仅存
在汉语被英语“污染”的现象，英语（至少是美式英语）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汉语
的“污染”。

    张先生指出的现象非常有趣，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它们是属于词汇层面的东西，
只限于个别特殊词语的搭配，是非能产的。这种现象在语言接触中相当普遍。但是对
语法的影响就难得多了。

谢谢石先生提醒我词汇层面和语法层面之区别所在。不过，我以为词汇中也含有语法
现象。胡树鲜在《现代汉语语法理论初探》（P142）中以“红花”和“花红”作为例
子，说明词中包含着语法现象。

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么我相信可以从几千年的汉语发展史中，找到足以说明社会因
素影响语法变化的例子。

据我所知，周朝以前的夏商贵族称谓的词序是AB，如“帝喾、帝乙、帝辛、王亥、后
土、后稷、公刘”等；周朝建立后，词序一律改成BA，如“文王、武王、周公、郑
伯”等。春秋时，在下层贵族中，还有AB和BA并存的现象，如子产、子楚、南子、孔
子”等，战国以降，几乎都是BA，如庄子、列子、孟子、墨子等。

殷商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社会变革时期之一。新兴的周王朝，不仅以武力征服
了殷商，在文化建设的层面也硕果累累，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如果说，改变贵族称谓的词序是周初执政者有意为之，那显然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也
就是社会因素了。至于其中的原因，相信是为了愚弄百姓、巩固政权。这一套，秦始
皇后来也用了。秦王政灭六国后，以“皇帝”为尊称，并自称“始皇帝”，还以
“朕”作为皇帝御用的第一人称。

我不知道这个例子恰不恰当，但是我坚持自己的看法，如果社会因素会造成语法变
化，那么一定能从数千年的汉语发展过程中，找到蛛丝马迹。

谢谢。

语言的录传功能决定了语言会把历史记录下来，当然也就可以找到“活化石”。不过
这不一定是当前社会语言学的主要任务。这个可以在“历时(或历史)社会语言学中去
讨论，也可以放到文化语言学这个学科去讨论。我现在开始担心如果社会语言学把语
言本体研究以外的东西全拿过来，可能就受不了了。

我认为歧义现象也跟社会因素有关。为什么“咬死猎人的狗”有歧义，而“咬死猎人的狼”
没有歧义？因为在社会文化中，猎人一般是只养狗不养狼的。为什么“今年国庆游行，女同
志一律不准穿裤子”有歧义，而“女同志一律不准织毛衣”没有歧义？这跟人们的社会认知
有关，前一句容易引起消极联想。